說到古代朦朧詩人 , 人們馬上會想到李商隱 , 可見這正是他的重要價值 。 這種朦朧不僅是美 , 也不僅是謎 , 更有深刻在 , 包括藝術的、思想的、社會的、人性的諸多方面 。 這種朦朧包含得太多 , 信息量太大 , 所以就有了更大的價值 。
現代詩人與古代詩人 , 在表達方式上離得最近的 , 可能就是李商隱 。
不能強索隱
讀商隱詩 , 自古至今存在一種“大方法” , 就是要從根上將它的奧秘拆解 , 讓謎語一點點化解 。 時間離詩人越來越遠 , 難度也就越來越大 , 而越有難度 , 詩人的魅力也就越是增加 。 這種研究工作似乎變得更復雜了 , 用魯迅的話說 , “戰斗正未有窮期” 。
可是奧秘當有多種 , 既可以是藝術本身 , 也可以在藝術之外 。 有人說藝術總是內外關聯 , 搞懂其外 , 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內 。 比如把一首詩的創作背景搞明白就非常重要 , 由此可以得知詩人的創作初衷 , 即到底為什么要寫這首詩 。 此種想法貌似有理 , 能夠說得通 , 但仔細想一下 , 實在是過于天真 , 甚至還有點可怕 , 非常令人擔心 。
從過去到現在 , 在我們文學藝術的研究傳統中 , 考證派和索隱派實在是太多 , 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怕 。 雖然不能完全否認他們的作用和效果 , 但要有足夠的警惕 。 比如對李商隱的研究 ,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些人為了獵奇 , 在考證無題詩或內容晦澀之作時 , 竟然編織出大量荒唐離奇的三角戀和風情故事 , 還有人竟然挖空心思地推理出詩人的幾種戀愛對象 , 即女道士、宮女妃嬪、妻子王氏、官家歌伎和女眷 。 比如詩集中有許多涉及玉陽山學道的詩篇 , 有人便從中考證出有一位道士是詩人的情敵 , 甚至從李商隱近六百首詩作中考證出二百七十首“戀妃詩” , 并指出所戀者竟是唐文宗的歌舞嬪妃飛鸞、輕鳳姊妹等 。 這真是荒唐至極 , 令人懷疑一個為學術者之用心 。
這讓我們想到了現代文學中的一些公案和事端 。 有人對魯迅就不乏這種刻薄 , 用此類褊狹和低劣的用心加以中傷詆毀 。 這些文字離我們更近 , 展讀之下令人厭惡 。 二者何其相似 。 藝術、學術當然不可過于道德化 , 但一個人的文字必然會留下供人評說的道德空間 , 走入這樣的不堪之處 , 實在可惜可憐 。
索隱不是沒有用處 , 完全抹殺索隱之功是不對的 。 比如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就提出:“《紅樓夢》中所有種種之人物、種種之境遇 , 必本于作者之經驗 , 則雕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 , 必此取一膝 , 彼取一臂而后可 。 ”“茍知美術之大有造于人生 , 而《紅樓夢》自足為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 , 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 , 固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 。 ”這里所說的藝術審美之“此取一膝 , 彼取一臂而后可” , 綜合了想象力與創作者人生閱歷、作品緣起之間的關系 , 這種論說自有其價值 , 也貼近實情 。 類似索隱 , 從目的到結果都有一定價值 , 所謂知人論事 , 是論藝術不可偏廢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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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個方向和方面使用索隱功法 , 是問題的要害 。 如果只抓住文字中的某些局部 , 如只言片語、某個人名地名、某段微細的表述、某件器物、某首詩詞等 , 將其與歷史人物對號入座 , 類似猜謎般從中捕捉 , 這種考證方法必然要牽強附會 , 有百害而無一利 。 從“紅學”研究誕生之初至今 , 索隱派紅學家們拋出了多少文字 , 直到今天仍然是興味不減 。 中國古代文學方面的索隱 , 從曹植的《洛神賦》到李商隱的無題詩 , 從《紅樓夢》到《金瓶梅》 , 從詩歌到散文小說 , 皆是如此 。 不僅荒謬 , 而且無聊 , 不僅無聊 , 而且對一代又一代的賞讀者 , 對那些享用藝術者 , 產生嚴重的干擾和誤導 。 離題萬里 , 言不及義 , 所害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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