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四百年》（試讀）
第一章：風險投資（選摘）
在關于“五月花號”的美國傳說中 ， 人們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群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分離派信徒 ， 他們租用那艘大船、雇用經驗豐富的船員、籌備他們去往新世界途中一年補給所需要的資金從哪里來？即使對17世紀早期的主權國家而言 ， 組織一次橫渡大西洋的航行在資金上也不是一件小事情 。 可以肯定的是 ， 現今經濟拮據的政治難民在跨越大洋時 ， 不可能包租運輸工具 ， 到達目的地時也沒有什么謀生技巧 。 因此 ， “五月花號”背后的資金來源指向了一個平行敘事；在這個敘事里 ， 宗教自由的崇高理想不得不屈從于經濟方面的考慮和推動 。
1616年 ， 這群作為早期移居美洲的英國清教徒載入史冊的人 ， 原本是居住在荷蘭的一個流亡的分離派團體 。 這些信徒中最早的成員于1608年逃離英國,最初落腳在阿姆斯特丹 。 幾年后 ， 他們輾轉進入荷蘭內地城市萊頓 。 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在其關于萊頓生活的一手記錄里 ， 承認萊頓是一個“和善、漂亮的城市” ， 但是分離派信徒主要從事的是需要“艱苦而持續勞動”的工作 ， 其中很多人從事布匹加工 。 雖然英國禁止他們公開從事其教派的宗教活動 ， 但是荷蘭對他們的迫害相對很少 。 實際上 ， 一份記載說 ， 雖然他們的經濟地位相對較低 ， 但荷蘭當地商人將他們虔誠的信仰視為誠信可靠的標志 。 在旅居荷蘭十二年之后 ， 一些人看到了宗教自由面臨的潛在風險 ， 于是這些分離主義者開始物色另外一個棲身之處 ， 主要目的是改善經濟境遇 。
對于這些分離派信徒來說 ， 最初促使他們離開英國前往荷蘭的動機是過上好日子 ， 并吸引更多基督教徒追隨他們 。 然而 ， 后來 ， 萊頓的這些先驅者從事的苦力營生和“高強度勞作”徹底嚇退了那些潛在的追隨者 。 據布雷德福說 ， 當時很明顯的是 ， “一些人寧愿選擇英國的監獄 ， 也不愿意選擇荷蘭這些艱苦條件下的自由” 。 另外 ， 他們中的年長者開始死亡 ， 因為繁重的勞作往往會讓這一宿命提前到來 。 同時 ， 這些信眾的兒女 ， “要分擔父母親的一部分重擔” ， 不得不在類似其前輩要忍受的條件下勞動 。 如果這一切還不夠糟糕的話 ， 荷蘭的“多重誘惑”還會吸引那些剛剛步入成年階段的人遠離教堂 ， 走上“放縱”的道路 ， 做出可能“褻瀆神”的墮落之事 。 這些信眾中的年長者清晰地意識到 ， 如果沒有會眾的壯大 ， 他們將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被世俗的荷蘭社會同化；這場實驗最終將悄無聲息地失敗 。 總而言之 ， 看起來 ， 對他們宗教原教旨主義威脅最大的不是政治迫害,而是嚴峻的經濟形勢 。
解決方案是再次遷移 。 最初的想法是改變方向 ， 前往“地域廣闊,人煙稀少的美洲地區” 。 這一提議引起了激烈的內部爭論 ， 主要是因為一些人想象的惡劣天氣、野人、疾病、饑荒和“赤身裸體”的土著 。 此外 ， 還有一個風險需要小心應對：在美洲西班牙領地附近落腳的想法被排除了 ， 因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佬可能和美洲野人一樣殘忍” 。 其他美洲土地,大多數地方被英國聲索,剩下的相對來說面積小很多的地區被荷蘭聲索 ， 所以 ， 這就只剩下了兩個選擇 。 不管選擇哪一個國家的領地 ， 都要與對方談判 ， 獲得許可 。
當然,選擇英國領地的可能性是一個戲劇性的嘲諷：當初逃離英國的信徒現在要考慮同先前迫害他們的那個國家友好談判 。 不過 ， 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 。
早在1606年 ， 英國就向一個名為“倫敦弗吉尼亞公司”的私人風險項目頒發了特許證 。 雖然新世界的這一風險項目的內部運作由該公司內熟悉商業運作的人負責 ， 但是監管和治理的權力仍然在英王手中 。 英王通過他設立的弗吉尼亞委員會來行使這些權力 。 和大多數新發起的風險項目一樣——不管這些項目是海外項目還是國內項目——弗吉尼亞公司的開局很不妙 。 在其成立的頭十年里 ， 它數次虧損得一無所不得不再次籌資 。 更為糟糕的是 ， 絕大多數被送往海外的勞工都悲慘地死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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