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 制壺名家輩出， 壺式千姿百態， 技術精湛， 迎來了中國紫砂陶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 。 在萬歷年間(公元1573-1620年)繼起的名家有時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師徒三人， 他們的壺藝都很高超， 在當時就有“壺家妙手稱三大”之譽 。 以時大彬為代表， 所制茗壺， 千態萬狀， 信手拈出， 巧奪天工， 世稱“時壺”、“大彬壺”， 為后代之楷模 。 有詩曰：“千奇萬狀信出手， 宮中艷說大彬壺” 。 而據清吳騫著的《陽羨名陶錄》里編載周容的一篇《宜興瓷壺記》記載“……始萬歷間大朝山僧(當作金沙寺僧)傳供春；供春者， 吳氏之小史也， 至時大彬， 以寺僧始止 。 削竹如刃， 刳山土為之 。 供春更朽木為摸， 時悟其法， 則又棄模， 而所謂制竹如刃者， 器類增至今日， 不啻數十事……”揣摩大彬壺及明代民間的傳器， 可以看到時大彬對紫砂壺制作方法進行了極大的改進 。 最大的改進是用泥條鑲接拍打憑空成型 。 紫砂藝術發展到此階段， 遂真正形成宜興陶瓷業中獨樹一幟的技術體系 。 這其中也有著時大彬以前的父輩們(包括時鵬、董翰、趙梁、元暢四大家在內)的共同實踐經驗， 但時大彬是集大成者， 經他的總結力行， 成功地創制了紫砂常規上的專門基礎技法 。 《名陶錄》云：“天生時大神通神， 千奇萬狀信手出 。 ”這樣的贊頌， 唯時大彬足以當之 。 幾百年來， 紫砂全行業的從業人員， 都是經過這種基礎技法的訓練成長的 。 萬歷時名工還有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佰夸、陳用卿、陳文卿、閔魯生、陳光甫、邵蓋、邵二蓀、周俊溪、陳仲美、沈君用、陳君、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承云從、陳君盛、陳辰、徐令音、沈子澈、陳子畦、徐次京、惠孟臣、葭軒和鄭子候等 。 可以說是名工輩出， 各有絕技 。 明代是紫砂壺不斷翻新發展的時期：“龍旦”、“印花”、“菊花”、“圓珠”、“蓮房”、“提梁”、“僧帽”、“漢方”、“梅花”、“竹節”等造型層出不窮 。 藝人陳仲美將瓷雕技術融入陶藝， 是宜興歷史上風格多樣、制壺最多的三位名家之一， 所制花貨令人耳目一新 。 他最早將款和印章并施于壺底， 開創了壺史先例 。 陳用卿則第一次將銘文刻于壺身， 且用行書取代楷書， 增加了作品的文氣 。 在這之前， 紫砂壺上都不刻任何銘文， 即使制壺藝人的名款， 亦偶爾以楷書刻在壺底 。 明代的燒制技術也有所創新， 李茂林首創匣缽套裝壺入窯， 燒成后壺色光潤， 無裸胎露燒所產生的瑕疵 。 這一燒制方法沿傳至今 。 萬歷以后的天啟、崇禎年間(公元1621-1644年)著名的紫砂藝人有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生、惠孟臣和沈子澈等 。 其中以惠孟臣的壺藝最精， 為時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 他所制作的茗壺， 形體渾樸精妙， 銘刻和筆法極似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 在我國南方聲譽很大 。 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仿制“孟臣壺”， 其后仿者更多 。 署款銘刻開始盛行， 出現了代鐫銘款的文人刻家 。
【明代紫砂的發展過程】明代后期宜興陶業的大發展和紫砂器的獨樹一幟， 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分不開的 。 明代前期的“匠戶制”， 已較元代松懈， 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 實行了“輪班制” 。 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 終于廢除了輪班制， 改為征銀制度， 使相沿達兩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結束 。 這些改革使手工業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從而推進了包括陶瓷業在內的各種手工業的迅速發展 。 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發展， 更與當時宜興整個陶業的發展密不可分 。 當時陶類中的商品經濟頗為發展， 丁蜀鎮一帶逐漸形成為集中的產區， 據《荊溪縣志》記載：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公元1522-1622年)， 宜興窯場的產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 不脛而走天下半”， 各地商販云集， “千里之外， 趨之若鴻”， “沿賈揚帆而曉夜行”， “商賈貿易纏市， 山村宛然都會” 。 至明末宜興紫砂器也由葡萄牙商人遠涉重洋運至歐洲， 被稱為中國的“紅色瓷器”、“朱砂瓷”， 成為歐洲市場的熱銷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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