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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大同地區考古資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考古墓葬壁畫石雕大同市

大同地區考古資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01期王利民
摘要:大同地區關于家具的考古資料實物有隨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畫等,集中反映了北魏、遼、金、元時期的家具狀況和水平 。 在南北融合、東西交流中家具發生了變化;北魏時期為漸高型家具時期,遼金時期高型家具逐漸走向成熟并迅速發展和廣泛普及,種類式樣繁多;元代家具一改宋代家具簡潔雋秀的風格,形成了造型上厚重粗大、裝飾上繁復華美的風格,對于高型家具由宋代的普及型向明代的成熟型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
在大同地區許多已發掘的古代墓葬和已調查的古代遺址中,有許多關于家具的資料 。 如實物隨葬品、冥器模型、石刻、以及壁畫等 。 這些資料集中在北魏、遼、金、元時期 。 北魏、遼代的家具形象多見于墓葬壁畫、佛教石窟中,金代、元代不僅在壁畫中出現,在冥器模型中也大量出現,其中的很多模型冥器,是研究我國古代家具史的珍貴資料 。 本文試對這些資料作一些分析和探討 。
一、北魏時期:南北融合、東西交流中的家具變化
在我國家具發展歷史上,先秦至漢代為低矮型家具時期,魏晉南北朝為漸高型家具時期 。 漸高型家具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了北方少數民族習俗以及自西而來的佛教文化之影響,如“盤腿而坐”、“垂足而坐”等習俗影響 。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黃河流域,是一個南北民族大融合、東西文化廣泛交流的時期 。 這一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習俗對這一時期的家具變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 在諸多因素當中,佛教因素在我國古代家具由低矮型向高型變化過程中的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 這時期傳統的家具有床、床榻、案、憑幾等,新型式的家具有曲木抱腰三足憑幾、胡床(即后來的馬扎)、椅、圓凳(墩)等 。
考古|大同地區考古資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
本文圖片

1.大同地區北魏墓葬中的資料多為繼承傳統的形象床:漢代服虔《通系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床 。 ”大同北魏墓葬中出現“床”的
形象資料,一種是石雕的棺床,一種是墓葬壁畫中所繪的床或床榻的形象,還有一種是漆畫中所繪床或床榻的形象 。
石雕床:出現在大同市東郊石家寨村司馬金龍墓[1](P22)、南郊北魏墓群[2]P350)、東郊宋紹祖墓[3](P26)中 。 正立面雕刻三足,足之間的擋板上雕出水波紋帶和忍冬紋帶 。 中間一足上部往往浮雕出面目猙獰的螭首,兩側往往各有一位力士 。 螭首、力士用在墓葬中棺床之上,出于辟邪之用意;力士來自佛教題材,如云岡石窟第六窟塔柱北面“釋迦、文殊與維摩造像龕”中,身著漢服的維摩,座具為榻,榻的兩足上刻著雙手舉托的力士形象 。
壁畫中的床榻: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北魏墓石槨壁畫[4](P5)北壁的墓主夫婦所坐的家具,從寬度上看似乎為床榻,僅夠兩人盤腿而坐 。 正立面兩側各有一足,兩足之間彩繪出水波紋飾帶,是現實生活中的實用物品,沒有螭首和力士等用于辟邪的形象 。
漆畫中的床榻:北魏司馬金龍墓漆屏風畫“魯師春姜”、“衛靈公與靈公夫人”、“和帝□后”三幅圖中均有寬度僅夠跪坐一人的床榻形象 。 四角各有一較寬矮的床腿,腿之間有水波紋 。
案:大同東郊沙嶺村北魏壁畫墓[5](P13)東壁壁畫和彩繪漆皮的“夫婦并坐”圖中,墓主人前面均有柵形曲足案的形象 。 智家堡村北魏石槨墓北壁墓主左側,也有柵形曲足案的形象 。
以上出現的家具均為傳統的家具型式 。
憑幾:三足鼎立曲木抱腰式,這是一種新形式的憑幾,出現在大同市南郊智家堡村北魏石槨墓北壁壁畫、東郊沙嶺村北魏墓東壁壁畫和彩繪漆皮的“夫婦并坐”圖中 。 智家堡北魏石槨壁畫墓的北壁墓主人形象,右側的男性墓主人胸前有一個紅色的曲木抱腰三獸足憑幾 。 沙嶺北魏壁畫墓中東壁墓主夫婦并坐圖右側一人胸前有一黑色的抱腰曲足憑幾 。 可見北魏墓葬中的家具資料,反映了在發展過程中既有傳統的東西被繼承又有新形式在產生 。 這一情形在主體人物的坐姿中也能表現出來,如在大同的很多北魏墓中女樂俑一般為跪坐姿勢,上面所提到司馬金龍墓的幾幅有床榻的圖中主人坐姿也是傳統的跪姿,還有智家堡北魏壁畫墓、南郊沙嶺壁畫墓中壁畫、漆畫中墓主的坐姿卻為盤腿而坐,這是一種來自北方或西域生活習俗的新的坐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