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戈爾曼的研究專業是英語文學、心理學、音樂學、大學教育和文化記憶 , 這些學科領域有利于他圍繞“憂慮”編織一張研究之網 , 但是“憂慮”這一主題的個人性、內在性特質使他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學科與學術話語的場域中 。 因此他在該書中不斷在學術研究主題的公共性、合法性與個人體驗的內在性、私密性之間反復思考與追問 , 作為個人化角度的切入點和對個人內在精神體驗的重視與分析是該書的重要特征之一 , “本書更像是一種尋找憂慮及其意義(不論好壞)的個人旅程” 。 (24頁)作者坦言該書寫的也是關于他自己——資深憂慮者弗朗西斯·奧戈爾曼 , “一個不時感到脆弱、過度敏感、過度矛盾的 , 焦躁的 , 失眠的人” 。 這種個人體驗卻也使作者對該書研究主題的確立保持了自信:“本書竭力追求所探討話題的真實性 , 盡管這一話題障礙重重 , 且沒有成型的方法論 , 但在我雜亂的個人精神空間中 , 作為本書主題的‘憂慮’ , 卻是極生動鮮活的存在 。 ”(同上)但是 , 從個人內在精神生活到學術研究場域及相關主題的建構 , 還需要有進一步的闡釋和論證 。 奧戈爾曼說不是要停留于個人經驗 , 而是希望利用自身關于憂慮的經驗來推動對人類內在生活的探討 , 同時他承認在這里遇到的困難:“人類的內在世界千差萬別 , 就連找到日常證據以佐證我們對彼此知之甚少都十分困難 。 ”(23頁)
另外 , 在人類內心生活以及憂慮在其中所處位置的問題上同樣存在復雜性 , 奧戈爾曼對此有清醒而細心的辨析 。 首先 , “我們相對晚近才認識到復雜的內在生活可能是一個復雜精細的個體的標志 。 部分歸功于現代主義文學 , 我們開始意識到 , 我們內在的敏感性 , 以及對世界的私密反思 , 是我們作為與眾不同的、有價值的個體的標志” 。 (12頁)他舉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初的英美和愛爾蘭現代主義敘事 , 如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筆下的達洛維夫人和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筆下的利奧波德·布盧姆那樣豐富、復雜和精細的內在生活 。 作為個體經驗與文學史及思想史研究交叉的例子 , 我想起的是彼得·蓋伊的《感官的教育》(《布爾喬亞經驗》第一卷 , 趙勇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 , 他借用福樓拜《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標題和概念書寫資產階級的經驗成長編年史 , 從“感官”中的性愛、暴力、自我認知等內在視角出發 , 以隱秘的私人日記、信件、檔案等原始資料為依據 , 從微觀的、個體的精神分析探索“一個階級的成長”這樣宏觀的時代主題 。 其次 , 與蓋伊的“感官”比較起來 , 奧戈爾曼所關注的“憂慮”與那種復雜而有趣的或充滿誘人欲望和迷人希冀的內心世界相去甚遠 , 它只是人們幾乎不敢談論的內在生活的一個特征 , 如果說在其中包含著欲望 , 那也是比較平庸的——只想擺脫憂慮中的那些不安、煩惱的感覺 。 雖然現代主義者可以富有想象力地將憂慮作為一個復雜的主題寫入文學作品 , 但奧戈爾曼研究的憂慮在學術上通常難登大雅之堂 。 “但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挑戰:嘗試談論這一被掩藏、被抗拒的 , 長期以來被避免在書中討論的主題 , 并嘗試看清憂慮為我們揭示了其他哪些與我們現今的生活方式有關的重大文化議題 。 ……我對憂慮感興趣 , 因為我就生活于其中” 。 (13-14頁)這種挑戰的合理性就在于憂慮這種精神現象與人類內心生活及生活方式有無法割裂的聯系 , 學術研究的殿堂沒有理由一直回避這個主題 。 如果說彼得·蓋伊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必須拆除現有的學科研究腳手架 , 在心理分析理論的引領下另起爐灶的話 , 奧戈爾曼則是探索如何合理地建構一種重要而特殊的研究主題 , 同時探索建構一種合理和有效的學術腳手架并在上面建構新的工作平臺 。 這種挑戰具有雙重的學術意義:一是在跨學科背景中填補人文學科研究中的主題空白和方法論空白 , 二是在人文學術研究的公共性與個體經驗之間增添一種獨特的內在聯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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