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職場媽媽不下班》頒獎之后 ， 頒獎嘉賓、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安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施蕓卿圍繞“職場媽媽與拉扯大的孩子”這一話題展開了討論 。
施蕓卿將當下社會的育兒方式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超級媽媽策略 ， 即《職場媽媽不下班》 ， 由女性承擔起工作與育兒的雙重責任；第二類是外包策略 ， 用市場的手段 ， 如育兒嫂和托兒所來支持育兒；第三類是代際合作策略 ， 由孩子的祖父母輩共同參與育兒 ， 分擔家庭責任 。
第一類超級媽媽策略 ， 實際上要求女性單方面無限投入 。 正如主持人王寧所形容的 ， “在家庭和事業之間 ， 根本不存在平衡這件事 ， 只有犧牲 。 ”安超認為 ， 在育兒方面 ， 僅靠母親的無私奉獻是難以為繼的 ， 我們需要重估照料勞動的價值 ， 尤其提升男性的家務參與度 。 例如《職場媽媽不下班》一書中作為正面案例出現的瑞典 ， 采用了雙職工育兒假 ， 父親參與育兒同樣可以領取補貼 。 因此 ， 安超特別強調 ， 要讓職場媽媽下班 ， 就需要“父親的力量” ， 發掘父親的價值 。
第二類外包策略 ， 則引入了市場的力量 。 安超本人為了解放自己的生產力 ， 也曾花大價錢送孩子到興趣班和學科培訓班 。 但在此之后 ， 她意識到 ， 育兒這件事情與普通的經濟生產、物質資料生產并不一樣 ， 涉及到“人的再生產問題” ， 因此所投入的也并不僅僅是金錢或人力 ， 更需要情感和親緣紐帶的存在 。 將育兒外包給市場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 。 更何況 ， 外包所需的高昂的經濟成本 ， 也非大多數家庭所能負擔 。
第三類是代際合作策略 ， 同樣有得有失 。 一方面 ， 在安超看來 ， 祖父母在育兒方面有著過往豐富的經驗 ， 即學術中所謂的“奶奶的實踐性知識” 。 安超在她《拉扯大的孩子》一書中 ， 就寫到 ， 她婆婆此前為孩子唱的廣東民謠：“大肥婆 ， 賣菠蘿 ， 賣到新加坡”……她曾經對這些帶有階層和性別歧視意味的民謠感到反感 ， 此后卻逐漸意識到 ， 這種傳統的養育方式中蘊含著巨大的文化價值和情感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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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超在2021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現場 。
但另一方面 ， 施蕓卿指出 ， 除了認可祖父母在育兒方面提供的價值 ， 也要看到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 。 為了照料孫輩 ， 他們離開了過去賴以生存的村落 ， 遷徙至人生地不熟的城市 ， 脫離了熟悉舒適的環境 。 某種程度上 ， 這對于祖父母也是不公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施蕓卿看來 ， 現有的這三種育兒方式 ， 都是私人化的方式 ， “所以我們希望在選項框中多一些公共性的選項 。 ”所謂公共性的選項 ， 除了政府機構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以外 ， 也需要私人家庭重新“發現社區” 。 例如安超提到的兩個例子：一是上海家長的“抱團養娃” ， 家長在周末將孩子帶出來和社區中的同齡人共同玩耍 ， 孩子們互相陪伴的時候 ， 既收獲了友情 ， 也釋放了家長的勞動力；二是在廣西柳州進行的“城鄉聯合育兒實踐” ， 不定期將城市兒童帶到鄉村 ， 合作舉辦篝火晚會、搭建樹屋、舞龍 ， 極大地拓寬了有關育兒的社會想象 。
“我們不能把社區看成治理層面、行政層面邊界生硬的‘治區’ ， 而應該把它看成擁有可流動、可整合的資源 ， 包括經濟資源、包括媽媽們的照料資源 ， 更重要的看到社區的多樣性 ， 照料的互助的主體都是多樣的 。 ”施蕓卿如是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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