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對于同一書家來說，不同時刻，其書法風貌亦有變化，這也是書家藝術個性的生動體現。孫過庭高度評價王羲之的書法說：“寫《樂毅》則情多怫郁，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書譜》)
王羲之書作之所以呈現不同的審美趣味，這與不同的創作心境是有直接關系的。在同一幅作品中，王羲之的書作也往往透露其豐富的心靈律動，如《蘭亭序》，起先的字形端正平和，字距、行距基本均勻，線條提按幅度不大，表達了書家的怡然與超脫，但后來的筆法縱橫錯落，涂涂抹抹，展示了書家內心的無奈與悲涼。王羲之的書作顯然是對老莊所倡導的“真”的精神的踐履，莊子曾說：“真者，精誠之至也。”(《莊子·漁父》)“真”可以說是一種至淳至誠的境界，魏晉書法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純情與率性！
二、魏晉書法的簡約取向與士人的“尚簡”時風
魏晉書法的第二個特點是簡約。首先，魏晉書法的發展，從字形到筆法等，皆有一個從繁雜到簡化的嬗變過程。如鐘繇的楷書字字獨立，而王羲之的行書則流暢婉轉，王獻之的行草則連綿不斷，三位書家字的結構與筆勢應當說是日趨簡化了。其次，就具體書法作品來說，當時的書作從字法、墨法到線條組合、章法構成，多有簡約潔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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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書法為何會形成如此風貌呢？答案在于魏晉是一個“尚簡”的時代。“簡”即簡易，是對繁文縟節的超越。對于“簡”的崇尚，是魏晉人物品藻的一個重要標準。《世說新語》記載：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賞譽》三六)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同上，四六）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品藻》五)時人道阮思曠……簡秀不如真長……（同上，三○）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同上，三六）(羊)綏清淳簡貴，……（同上，《傷逝》一四）
上述所謂“簡暢”、“簡正”、“簡至”、“簡秀”、“簡令”、“簡貴”等語詞，都是對人物性格與為人風范的濃縮。時人既以“簡”為貴，則官史之選拔與人品之識鑒，莫不受其影響，因此，“簡”應當說是魏晉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美學觀念。
魏晉文人尚“簡”的審美觀念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這種審美觀念發源于《周易大傳》。案《周易大傳·系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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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指平易；“簡”，謂簡約。《大傳》所討論的是《周易》的卦理。它認為，只要得到“簡易之理”，也就得到了《易》的卦理。《易傳·系辭下》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輀然示人簡矣。”這是對于以上論述的進一步發揮。《周易》作為“三玄”之一，乃魏晉士林之必讀書。因而《易傳》之“簡易”觀念必然對其時的士人發生重要影響。如《世說新語·品藻》七四記述：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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