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陳望衡教授等凝結于70多萬字、700多頁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難心生浮想：再燦爛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創造。除去物質文明之外，大唐氣象的本質，恰好在于那個時代非物質的精神面貌，在于時人對美的理解、追求和創造。唐人講究“轉益多師”，既勇于打破六朝以來綺靡文風和審美趣味的囿束，又善于虛心學習并汲取其中的思想營養，所以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躍、言論通達宏放；面對丑惡，他們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爭，并向弱者投去關愛，代其發聲。因此，大唐氣象自然具有了炯炯人格，所謂“林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也正是這豐沛的生命力，構成了如此煌光馳流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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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妖貓傳》的故事發生在盛唐時期的長安城（官方劇照）
以美化人：須將氣象升華為氣派
在中華文明上下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時間段（如王朝）里，政治經濟、社會風尚、民眾審美等因素共同作用，會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導地位的文藝潮流和美學趨向。大唐氣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氣象是一個復雜多維、流派繽紛、風格多樣的綜合體。唐人給我們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現了海納百川的包容氣概。陳望衡對此進行了綜述：大唐審美觀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舊。有唐一代秉持的開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帶來審美觀念的大解放，帶來文藝的繁榮和文化生活的豐富多彩。具體來說，寓教于美的唐詩哺育和培植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精神、觀念和趣味，并與同期的繪畫、舞蹈等其他門類締結了同音共律、遙相應和般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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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民族的審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韻互含、剛柔相濟、象意合一”的審美理想，皆以唐代為重大轉折點：第一，儒道釋三教、漢族與外域民族在這一時期的多元融合、納新創造，豐富并發展了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識。第二，生活的藝術化、審美化以及審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發展，“女題詩”“傷世詩”對女性、邊緣民眾的觀照，城市和建筑設計等對“人”的凸顯和尊重，體現了整個唐代文化和社會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強進取的氣概與大國風范通過大唐藝術的大氣、絢麗、靈動的基本審美品格得以充分體現。
有珠玉在前，大唐審美意識是當代中國文藝事業的“源流形態”，更為后者的發展提供了標桿。廣義地來看，我們所處的文藝發展大繁榮的黃金時代，與盛唐時期有廣義上的可比性，鑒往以觀來，可從中收獲有益的啟示。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來看，我們須將“氣象”升華為“氣派”，更具體來說，是要在新的時代，創造氣魄廣博、兼容并色、領先于時代的先進文化。以唐為鑒，中國氣派是對深厚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民自主自強、獨立創新的表征，是對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張揚。
美美與共：新征程上的中華美學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覺的發端，在此基礎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創新才是更高級的層面。唐人創造了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固然值得眾所瞻望，但我們恰恰要學習唐代善于、樂于革新的精神，結合當下新的時代條件加以傳承，上升到中華美學精神的層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來，中華美學首先是“宏觀美學”。中華民族的文化每每到了重大歷史關頭，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學為代表的中華美學歷史經驗時，非常有必要將其放在世界文化的總語境下審視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時性的坐標里精確尋找中華文明的定位。其次，中華美學是“人民美學”和“生活美學”，講究以文化人。我們可以與唐人共鳴、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終要覆蓋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種文明，若不能被復制、傳承或弘揚，那它就只是歷史博物館里失去生命力的舊標本。《去唐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華以“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氣象“總是在導引著人們走上不斷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國，是推崇個體活得更有尊嚴的現代化國家，中華美學更要呈現對生命、生活、人的終極投射和關切，不僅注重審美的教化功能，更應加強對人性的關懷和浸化，從而解決人與社會的對峙、人與人的疏離、人的自我迷失困頓等當代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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