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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會開幕式（視覺中國）
北京冬奧會落下帷幕，令世人驚艷的開幕式仍歷歷在目。外人看了熱鬧，國人自己不難看出門道：無論是開篇倒計時的節氣宣傳片里有八個引用了應景而賦的唐詩，還是奧運五環呈現環節借用了“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意趣和氣勢，無不浸盈著來自唐朝美學的光芒和浪漫。
雖遠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創作者說得牙清口白，欣賞者聽得默契會心，凡此種種都是文化自覺的體現。矗立于唐朝這座高峰之上，懷揣這種對自身文化緣何而來、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們發出迫切的追問：“唐人如何看到自己與他者、本土與異域？一個唐人身處何種世界觀念和時代精神中？形成他們開放包容心態的源頭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氣象的7個側面》，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為什么唐朝有這么強的生命力？”（《唐：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也唯有對其所積淀的美學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組，才能去重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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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光馳流：大唐氣象的美學本質
自白石道人在《詩說》中言明“氣象欲其渾厚”，“氣象”就在中國古典美學眾范疇中把據高位。氣象將主體的生命氣韻和風貌，借助具有一定審美意義的形象展現出來，是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的審美范疇。受其啟發，宋代詩論家嚴羽在《滄浪詩話》里綜述詩歌發展演變及創作風格時，衍生出“盛唐氣象”一說。“盛唐諸公之詩……既筆力雄壯, 又氣象雄渾”，只談及“渾厚”“雄壯”一面，對田園詩派清新、秀麗之風并未提及，將亂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頗。沿嚴羽之論，后人對“盛唐氣象”一說多有爭持，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4年，舒蕪最早提出“盛唐氣象”一詞。當年林庚發表《詩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發表《盛唐氣象》加以專章論述，指出盛唐氣象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其本質是“蓬勃的朝氣, 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贊同，“盛唐氣象”成為描述唐代詩歌最重要的理論范疇之一。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學術視野的拓寬，讓學界對“盛唐氣象”的認知上升到藝術風格和美學風貌層面，學者們將其視作盛唐各種藝術共同的美學風格。裴斐等學者質疑林庚的觀點，認為文學史上的“盛唐”與歷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論，而且，兩者之間也并無必然的聯系，如果對李白之詩“見豪不見悲”，便是一葉障目。“盛唐氣象”有更為豐厚、復雜的內蘊，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壯、飄逸，也有低抑、蒼涼、孤獨與悲愴”。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袁行霈、張福慶為代表的學者將“盛唐氣象”的內涵和外延進一步拓展，形成了一個復合概念——眾多風格糅合著意象、意境、性情，滿園芬芳般地集中和統一于時代風貌中，甚至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高尚的社會責任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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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人之說，陳望衡、范明華等合著的《大唐氣象：唐代審美意識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將“盛唐氣象”的研究推展到一個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間，從唐詩說起，但不就詩言詩，而是構筑了大唐文化與其朝代建制、社會語境等一切物質和非物質基礎相匹配、相適應的整體“景觀”。因此，書中的氣象，是濫觴于詩歌而散延于其他領域的血肉、氣韻、格力、體面、情致和意境等總體性的審美風貌，更是一個時代整體的精神面貌，書中所及的音樂、書法、舞蹈、服飾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學恢弘寬遠的意蘊和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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