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與歷史意義。 _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與歷史意義。】五四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對中國加緊侵略及北洋政府對內壓榨對外妥協所造成的民族危機；是由于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新興社會力量的成長、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及十月革命的影響；直接原因是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這些為學術界所公認并多有論述。另外還有一點，尚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那就是留日學生愛國斗爭對國內的影響，也是五四運動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擬就所見到的史料來說明這一問題。一1918年5月，留日學生歸國后發起的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斗爭，在廣大學生中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帝愛國怒潮，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而日本帝國主義卻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成為中華民族最兇惡的敵人。留日學生“從日本人學到的近代知識，和從他們得到的輕蔑對待，混合了他們自己對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政策的憤恨，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和民族意識”【注:〔日〕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中譯本，三聯書店1983年版，第428頁。】。因此，在當時的愛國運動中，他們很自然地走在前列，“‘五四’前夕幾次大規模的學生斗爭，就是由留日學生首先發動的”【注:彭明：《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頁。】。早在1915年初，當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的消息透露后，留日學生便怒不可遏，當即成立了留日學生總會，2000多學生集會抗議；隨后500多人組成歸國請愿團，開展愛國救亡運動。留日學生總會干事李大釗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印發全國，呼吁“舉國一致”，“眾志成城”【注:《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頁。】，督勵政府，不許賣國。5月7日，日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政府遞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凱表示承認，并命令外交總長陸征祥在條約上簽字。消息傳出后，留日學生總會又立即開會表示反對。李大釗再寫《國民之薪膽》一文，編入《國恥紀念錄》中廣為散發，要求全國上下“永永世世勿忘此五月七日” 。這些活動對當時及以后國內愛國運動的開展，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特別是1918年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斗爭，如同郭沫若所評價的那樣：“當時在國內留下了不小的影響。公平地說來，這當不失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線之一。”【注:郭沫若：《鳧進文藝的新潮》，《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頁。】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日本也參與干涉并趁機擴大在華利益。1918年初，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不久，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換了關于“共同防敵”的照會。5月16日和19日，中日兩國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簽訂該協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蘇俄革命，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借此進一步控制中國，特別是為鞏固其在北滿的統治。日本政府的一份內部文件中這樣寫道：“根據日中同盟，帝國將取得絕大利益，即在軍事上以協同作戰為理由，可在中國領土內之必要方面，自由出動帝國的軍隊，而且在軍事上當然以相互支援之名義，參與編練中國軍隊；尤為重要的是有利于我控制掌握軍火制造的原料。在政治上，基于同盟關系，積極參與其內政，以便于從各方面扶植帝國的政治勢力。在經濟上，以同盟協作之名，開發其豐富的資源，努力開拓市場，以利于帝國經濟的發展。”【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1冊，第594頁。】這里，日本企圖利用中日結盟的關系，將中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完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侵略野心，說得再清楚不過了。《中日軍事協定》的談判，是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在交涉過程中，其部分內幕仍不時為中外報紙所探知披露。留日學生聽到消息后無不義憤填膺，連日晚間舉行集會。5月4日各省同鄉會、各校同窗會的聯合會議，一致通過留學生全體歸國問題；5日的聯合會議討論了救國大綱，宗旨為“一致對外”，擬組織“先發隊”歸國。5月6日，留日學生各省各校代表46人（內有女生3人）在東京神田維新號中國飯館集會，議決歸國程序、方針等問題。日本警官數十人與偵探數人持刀闖入，不問情由，對學生拳腳交加，并全部逮捕至西神田警署加以審問、毆打和侮辱。學生們毫不畏懼，慷慨陳詞。署長理屈詞窮，次日黎明不得不將其全部放出。日本警察的暴行，進一步激起了留日學生的憤慨，加速了他們的罷學歸國。據5月17日《朝日新聞》報道，截至16日有390多人回國，“這一騷動，使歷來招收中國學生的學校一時無法繼續上課，大多要停課” 。而實際歸國者比日方報道的數字多得多。當時留日學生共約3000人，其中95％以上參加了罷課抗議斗爭。據中國“五月十七日報載，僅至上海者已達一千四百余人”【注:彭明：《五四運動史》，第195頁。】。到8月為止，“回國者共達兩千余人，約占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三分之二”【注: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留日學生歸國后大部分滯留上海。他們組織了留日學生救國團，頒布了數條工作方法，旨在喚起全國民眾，拒簽《中日軍事協定》。救國團總部在上海創辦發行《救國團日刊》、《救國日報》，以激烈的言詞，鼓吹救國；組織演講隊，通過幻燈、電影等形式進行宣傳教育；派代表往見軍政各界人士，并通過談話會等形式促進各界民眾的交往與合作，使上海市內很快出現了國民救亡會等群眾團體。5月31日，上海13校2000余名學生前去淞滬護軍使署請愿，要求召開各界聯合會，得到允許。經過留日學生籌備，上海各界聯合會議于6月23日開會，后來它成為上海民眾聯合進行愛國活動的半合法組織，在五四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分赴各省區的留日學生，先后組織起本省或本市的留日學生救國團支部近20個，基本上遍布全國，他們發動并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反日愛國活動，為全國性的愛國運動的掀起打下了基礎。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北京學生的請愿斗爭。留日學生派到北京的代表是李達、龔德伯、王希天和阮湘4人，由阮負責。1918年5月15日，李達等到達北京之后，立即去北京大學進行聯絡。第二天，北大學生積極分子鄧中夏、許德珩等便到其下榻的湖南會館，共同商定在北京學生中發動一個群眾性的反日愛國運動。經過幾天的奔波，很快得到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簡稱“高師”）、法政專門學校、高等工業專門學校（簡稱“高工”）等校學生的熱烈響應。高工學生張傳琦曾斷指血書“亡國條件不取消不達目的，勿限于五分鐘之熱血”，以此激勵他人。北京高師學生匡互生等聞訊“慷慨握拳擊案，促速圖之”【注:《師大月刊》第5期，1933年7月1日出版。】，不遺余力地參加救國活動。5月20日晚，由阮湘等人發起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學生大會，除北大學生外，北京其他各校學生代表也應邀出席。會上留日學生代表首先發表了要求廢除賣國的《中日軍事協定》的演說，許多人在會上痛哭流涕，紛紛表示和留日學生一致斗爭，并定于次日去總統府請愿。5月21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兩千余人，集合在新華門大總統府前游行請愿，要求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學生們情緒十分激昂，出發時高工學生夏秀峰當眾斷指血書“條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的誓言，表達了堅強的決心。學生們推舉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等8名代表，手捧清愿書，去見當時北京政府大總統馮國璋，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等候。馮被迫接見了學生代表。由于學生們缺乏政治斗爭的經驗，事前沒有組織，聽信了馮國璋的花言巧語。“幾個被推去見馮國璋的代表被馮一場園滑而兼恐駭的話騙了出來；所有同去的學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著代表回到學校里去了。”【注: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五四愛國運動》（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92頁。】第二天便宣告復課。后來，由于政府當局的阻撓壓制，在京的留日學生只好南下或北上繼續斗爭。天津學生愛國運動，也是留日學生到達后才大規模開展起來的。阮湘離京赴津后，立即同各校學生建立聯系。5月22日，1200名學生赴省長公署請愿，要求省長向北京政府轉達學生們不承認賣國條約的意見。6月8日，近千名學生在老西開集會，留日歸國學生代表和北京學生代表均到會。會后又召開了京津各校代表聯合會議，決定協同行動，分步進行。留日學生的愛國舉動，在山東、廣西、湖北、湖南、江蘇、江西等地的學生中，也產生強烈影響并得到響應。這在實際上已形成了初步具有全國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它為五四學生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實為五四運動的預演。二1918年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斗爭，不僅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青年學生對國家命運的密切關注和各種社團的大量涌現，從而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留日學生發起的這場斗爭，雖然沒有取得什么結果，北京學生的請愿也以失敗告終，留日學生除極少數留在國內外，大部分重新東渡扶桑，但是它產生了深遠的作用及影響。學生們從中受到了鍛煉，增強了團結，激起了對國家命運的進一步關心，也取得了深刻的教訓。“他們初步認識到兩點：第一，就整個國家的情況說，在軍閥的統治下，這種喪權辱國的事總還會不斷地發生的。第二，事先沒有準備，沒有核心的組織，單靠臨時由激于義憤組織起來的隊伍是沒有力量的。”【注:劉熏宇：《憶工學會》，《五四時期的社團》（二），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525頁。】“覺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注: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五四愛國運動》（上），第492頁。】。自此，學生們更加關心議論國事，各種社團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如北京的部分學校聯合成立了“學生愛國會”，并派代表許德珩等經天津、會同天津學生代表南下濟南、武漢、九江、南京，最后到上海與復旦大學、圣約翰大學、河海工程學校、南洋公學等學校的學生及在滬的一些留日歸國學生取得聯絡，隨即誕生上海學生會。此間，上海女子救國會的朱劍霞及天津來的劉清揚，拜會了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等民國領袖；并與史量才、黃炎培等知名人士取得聯系。經過一番奔走、聯絡，各地學生紛紛加入救國會，使之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到1919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北大的學生救國會會員均加入了學生會。留日學生在救國會組織過程中起了較重要作用，這從北洋政府內務部的檔案中可以得到證明。1918年7月22日《內務部取締留日學生抗議中日軍事協定回國組織救國團愛國會咨稿》中寫道：“留日學生代表阮湘等前因抗議中日軍事協定條件，廢學回國。業經本總長多方開導，諭令刻日東渡，繼續就學。乃傾聞該生等出京之后，有仍在天津以救國團、愛國會名義，招引校生徒集會、結社，并將遍設支會、分會于各地方等事。該生等此種行動，實屬軼出教育范圍，亟應查禁。”【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53頁。】反動政府對留日學生的恐懼，恰好說明了留日學生的功績。為了加強聯系和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學生救國會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學成立了《國民》雜志社。其宗旨是：“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注:《國民雜志社組織大綱》，《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第17頁。】。0把不同階級立場和不同覺悟程度的青年學生團結在一起，成為一個反帝愛國的統一戰線組織。其中既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黃日葵、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謝紹敏、顧頡剛、周炳琳、李澤彰等；也有無政府主義者、國家主義分子、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易君左、曾琦、吳載盛等。1919年1月，他們創刊了《國民》雜志，主編為許德珩、鄧中夏、黃日葵等。黃日葵也是為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而回國的留日學生，1918年8月和留日同學易君左報考北京大學。黃日葵與李大釗認識，并取得李大釗對《國民》雜志社的幫助與支持，李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就是在《國民》雜志上發表的。另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京報》主編邵飄萍也曾對《國民》雜志社予以援助，蔡親自為《國民》雜志創刊號作序，稱贊“學生之犧牲其時間與心力，以營此救國之雜志”，并提出“正確”、“純潔”、“博大”三項辦刊要求【注:見《國民雜志序》，《五四時期的社團》（二），第24～25頁。】。這個刊物的突出特點是公開談政治，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其中有些是許德珩、黃日葵撰寫的。

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因與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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