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氣體造成溫室效應 _溫室效應

【什么氣體造成溫室效應】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GHG） 1820年之前，沒有人問過地球是如何獲取熱量的這一問題。正是在那一年，讓-巴普蒂斯特-約瑟夫·傅里葉傅里葉（1768～1830）：法國數學家與埃及學家。——譯者注開始研究地球如何保留陽光中的熱量而不將其反射回太空的問題。傅里葉在參加學者團隨拿破侖去打埃及戰役時患上了粘液水腫——一種讓人總是感覺寒冷的疾病。回到法國后，他整年披著一件大衣，將大部分時間用于對熱傳遞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地球確實將大量的熱量反射回太空，但大氣層還是攔下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將其重新反射回地球表面。他將此比作一個巨大的鐘形容器，頂端由云和氣體構成，能夠保留足夠的熱量，使得生命的存在成為可能。他的論文《地球及其表層空間溫度概述》發表于1824年。當時這篇論文沒有被看成是他的最佳之作，直到19世紀末才被人們重新記起。其實只因為地球紅外線在向太空的輻射過程中被地球周圍大氣層中的某些氣體或化合物吸收才最終導致全球溫度普遍上升，所以這些氣體的功用和溫室玻璃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只允許太陽光進，而阻止其反射，近而實現保溫、升溫作用，因此被稱為溫室氣體。其中既包括大氣層中原來就有的水蒸氣、二氧化碳、氮的各種氧化物，也包括近幾十年來人類活動排放的氯氟甲烷（HFCs）、氫氟化物、全氟化物（PFCs）、硫氟化物（SF6）等。種類不同吸熱能力也不同，每分子甲烷的吸熱量是二氧化碳的21倍，氮氧化合物更高，是二氧化碳的270倍。不過和人造的某些溫室氣體相比就不算什么了，目前為止吸熱能力最強的是HFCs和PFCs 。下面就其中幾種的排放情況做一簡單介紹：二氧化碳（CO2）：預算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因為它是在大氣、海洋和生物圈之間循環的。通過光合作用地球上的植物每年消耗370Pg（1P=1015）的二氧化碳，但是動植物的呼吸過程以及它們尸體的腐化也會向大氣中釋放同等數量的二氧化碳。與此同時海洋每年也會吸收370Pg的二氧化碳并釋放382Pg的二氧化碳。此外燃燒各種化石燃料會釋放18Pg，燃燒木材釋放7Pg的二氧化碳。如此計算，大氣層中每年都會增加11Pg的二氧化碳。據統計工業革命之前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共有290ppmv，而1999年就有350ppmv，年增長率達到0.3－0.4％。而且由于二氧化碳是化學惰性的，不能通過光化學或化學作用去除。全球碳循環甲烷（CH4）：甲烷是在缺氧環境中由產甲烷細菌或生物體腐敗產生的，沼澤地每年會產生150Tg（1T=1012）消耗50Tg，稻田產生100Tg消耗50Tg，牛羊等牲畜消化系統的發酵過程產生100－150Tg，生物體腐敗產生10－100Tg，合計每年大氣層中的甲烷含量會凈增350Tg左右。它在大氣中存在的平均壽命在8年左右，可以通過下面的化學反應： CH4 + OH --> CH3 + H2O 消耗掉，而用于此反應的氫氧根（OH）的重量每年就達到500Tg 。一氧化二氮（N2O）：它在大氣層中的存在壽命是150年左右，盡管在對流層中是化學惰性的，但是可以利用太陽輻射的光解作用在同溫層中將其中的90％分解，剩下的10％可以和活躍的原子氧O(1D)反應而消耗掉。即使如此大氣層中的N2O仍以每年0.5－3Tg的速度凈增。N2O + hv --> N2 + O(1D) N2O + O(1D) --> N2 + O2 N2O + O(1D) --> 2NO 氯氟碳化合物（CFC-11和CFC-12）：它們在對流層中也是化學惰性的，但也可在同溫層中利用太陽輻射光解掉或和活性碳原子反應消耗掉。CCl3F + hv --> CCl2F + Cl, Cl2F2 + hv --> CClF2+ Cl CCl3F + O(1D) --> CCl2F + ClO CCl2F2 + O(1D) --> CClF + ClO 從根本上了解了溫室效應，及引發這種效應的各種氣體的存在情況，我們不禁會對它對環境的影響產生好奇。其實和許多別的事情一樣，這種影響也是相互的，接下去我們就看看全球變暖也就是溫度和各種現象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大氣中主要的溫室氣體是水汽（H2O），水汽所產生的溫室效應大約占整體溫室效應的60%～70％，其次是二氧化碳（CO2）大約占了26％，其他的還有臭氧（O3），甲烷（CH4），氧化亞氮（N2O）全氟碳化物（PFCs）、氫氟碳化物（HFCs）、含氯氟烴（HCFCs）及六氟化硫（SF6）等。文獻： 1895年，瑞典物理學家斯文特·阿列紐斯讀過傅里葉的論文后，研究出了第一個用以計算二氧化碳對地球溫度影響的理論模型。他得出的結果是，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減少約40%，溫度就會下降4～5攝氏度（7～9華氏度），并可引發一個新的冰川期。同理，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的話，溫度就會上升5～6攝氏度（9～11華氏度）。他還估計，大概需要3000年的時間來燃燒礦物燃料，才能使二氧化碳的含量翻番。那時小冰川期大概已近尾聲，對一個習慣了當時斯堪的納維亞寒冷冬天的人而言，天氣逐漸變暖似乎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前景。阿列紐斯發表其計算結果后不多幾年，斯平德托普油田突現于世，然后又在得克薩斯州和俄克拉何馬州發現了其它儲量豐富的油田。亨利·福特的T型汽車取代馬匹的速度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快得多，而愛迪生發明的電燈也推動了對電力生產的需求。礦物燃料燃燒量增加的速度遠遠大于阿列紐斯的預測，但沒有人關心這是否會對天氣產生影響。當然，喬治·卡倫德除外，他于1938年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人為生成的二氧化碳及其對氣溫的影響》。根據1880年至1934年間從世界各地200個氣象站收集來的數據，他計算出當時地球的氣溫已經升高了1華氏度（0?55攝氏度）。他預計，由于二氧化碳不斷被排放到大氣層，下個世紀地球的溫度將會上升2華氏度（1?1攝氏度）。1956年，在進一步收集數據后，他公布的計算結果顯示，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從1900年的290ppm（百萬分率）增加到了1956年的325ppm 。這一數據和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一位年輕的博士后查爾斯·基林同年公布的315ppm相當接近。次年，這些數據和曲線引出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作者是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羅杰·雷維爾和漢斯·聚斯，他們在文中指出，“人類正在從事大規模的地球物理實驗，要將幾億年來沉積在地下的有機碳在幾個世紀的時間里返還到大氣層中去” 。基林在此后二十年里的測量結果更證明了這一點。基林曲線從1956年的315ppm穩步上升到了1997年的365ppm 。隨著基林曲線的升高，它所預示的問題也越來越受關注。對環境構成威脅的水污染和殺蟲劑等，人們此前已很敏感，這時又開始留心氣候情況了。自20世紀60年代起，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約翰·麥高恩就開始注意到加利福尼亞海岸附近的水溫在逐漸升高。到1995年，水溫已經比1960年升高了將近3華氏度。大約在1963年，肯尼亞山的冰帽開始明顯變小，到1987年已經縮小了40% 。二十年內，北極的夏天暖和了6度，而且從1960年到80年代初，秘魯境內安第斯山脈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了兩倍。這些跡象引發了人們對其潛在影響及應采取何種政策性措施的廣泛討論。早在1965年，白宮一份關于環境問題的報告就提到了全球氣候變暖可能會帶來的后果。1971年國家大氣研究委員會的威廉·凱洛格在斯德哥爾摩組織了一次會議，研究討論他所說的“因疏忽對氣候造成的影響”問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全球氣候變暖的跡象及對此的分析成倍增加。在1975年的《科學》雜志上，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萊士·E·布勒克爾預測，在下個十年期間，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將會大幅度增長。兩年后，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篇題為《能源與氣候》的報告。報告稱，對于可能存在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我們既不應當恐慌，也不應當無動于衷，而是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同年，威廉·凱洛格和瑪格麗特·米德發表了《大氣：已經并正處在危險中》一文。作者在文中要求制定一部《空氣法》，以使各個國家都同意將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至某個共同商定的標準。隨著70年代的過去及80年代的到來，天氣似乎一心要應驗人們的預測似的。中緯度冰川退縮的速度從每年30米增加到了40米。1979年至1994年期間，阿拉斯加寒冷的北坡布魯克斯嶺腳下圖利克湖的水溫上升了3華氏度（5?4攝氏度）。北極的冰蓋萎縮了6%，雪線也持續退縮，有關大氣層的計算機模型預測的結果所顯示的變暖程度更甚。1987年，聯合國、加拿大和世界氣象協會發起召開了一次會議，46個國家的330位科學家和決策人聚集在一起，最后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說，“人類正在全球范圍內無意識地進行著一場規模巨大的實驗，其最終后果可能僅次于一場全球性核戰爭” 。他們進而敦促發達國家立即采取行動，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不過，敲響全球氣候變暖警鐘的一年是1988年。首先，這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超過了80年代曾創下短暫的高溫記錄的另外三個年頭，69個美國城市，還有莫斯科，創下了最高的單日高溫記錄。在洛杉磯，溫度計的水銀柱指向了110華氏度（43攝氏度），一天之內有400個變壓器爆炸。中西部遭受了自黑風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而黃石國家公園幾乎要燃燒起來了。在這次浩劫期間，詹姆斯·漢森——國家航空和航天局戈達德空間研究中心的主任，在美國參議院能源和自然資源委員會上作證時說：“溫室效應的存在業已查明，此時它正改變著我們的氣候。”他百分之九十九地相信，目前的高溫表明確有天氣變暖的趨勢，而不僅僅是自然變化。他補充說，“我們正在以不正當的手段破壞氣候。”可以說，由漢森這樣的專家在美國參議院莊嚴的會議廳中所作的這番陳辭，標志著人類阻止全球氣候變暖行動的真正開始。就在那個冗長的夏季，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多倫多召開會議，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并開始著手準備即將于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即后來人們熟知的地球峰會）。這將是20世紀最后十年中影響深遠的會議之一。要想理解在里約熱內盧發生和沒有發生的事情，首先要知道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形成的幾股重要力量和主要觀點。其中一個關鍵的因素是有關科學的爭論。盡管基林關于大氣層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的數據無人質疑，但其效應卻引發了諸多爭議。一方是漢森那些人，他們將之與處理臭氧空洞問題的經驗進行了類比。在那次事件中，實際測得的數據證實了先前的科學預測之后，國際上立即采取措施，商定通過減少含氟氯烴排放量的辦法進行補救。這些人認為，既然不同尋常的天氣又一次在證明科學理論的正確性，現在就需要做出類似蒙特利爾協議那種重大決策。另一方是以麻省理工學院的氣候學家理查德·林德森為代表的一派。他們認為，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及影響仍不明了，前景也難以預測。首先，近來許多天氣情況都是“自……以來最高氣溫”或者“自……以來最嚴重的風暴”等等。而“自……以來”就意味著，在大氣中二氧化碳聚積與天氣開始變暖之前，災害性的天氣狀況就已經出現過。此外，在中世紀，當斯堪的納維亞人定居到冰島和格陵蘭島時，就曾出現過比今天還嚴重的全球氣候變暖期。此后大約在1350年至1850年間出現了小冰川期，繼而氣候重新回暖，而這其中并沒有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影響。更有甚者，盡管從理論上說，1940年到1970年間氣溫應該持續加速變暖，但氣象學家在這段時間觀察到的卻是明顯的變冷過程。人們也很早就知道，一些自然事件，如地球公轉軌道的顫動、太陽的明暗等等，會對溫度和氣候產生影響。但這是氣候變化的部分或者全部原因嗎？另外，盡管地表溫度記錄顯示全球正在變暖，而氣象氣球卻發現，高空中大氣的溫度并沒有變化，這也是事實。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家建立了計算機模型來模擬氣候情況。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于1990年公布，報告認為，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的濃度正在增加。它預測，如果情況“一切照舊”的話，在21世紀，每十年氣溫將升高0?3攝氏度（0?54華氏度），同時海平面每十年將上漲6厘米。因此，到21世紀末期，平均氣溫將比現在高出3～4攝氏度（5?4～7?2華氏度），海平面將上漲60～70厘米，大約為兩英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進而認為，要保持目前的二氧化碳濃度，當前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必須減少60%～80%，這意味著最重要的工業和交通運輸系統基本上都要被關停。盡管這一結論是世界上兩千名頂尖科學家的權威看法，但其中還是存在一個問題。根據計算機模型的測算，在過去一百年間，氣溫應該增長約1攝氏度（1?8華氏度）左右，但實際測得的溫度增長僅約為0?5攝氏度（0?9華氏度）。而且計算機模型無法解釋1940年至1970年間天氣變冷的情況。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意識到，在運用計算機模擬云層方面，它遇到了麻煩，計算機不能完全涵蓋某些細節情況。因此，這場科學家之戰還得打下去。與此同時，歐洲也在興起環境保護主義。盡管歐洲沒有和美國類似的環境保護主義歷史，但1952年的倫敦大霧成就了1956年的空氣清潔法令，而歐洲大陸上的人們也注意到河水、溪流還有空氣正在變得污濁不堪。20世紀60年代末期我曾在荷蘭住過，到現在還記得當時荷蘭媒體討論萊茵河橫穿歐洲后到達阿姆斯特丹時糟糕的水質情況。更重要的或許是，酸雨在歐洲和在美國一樣開始成為一個問題。1974年4月間，蘇格蘭雨水中測得的酸度為正常水平的1500倍。1982年，德國黑森林地區的樹木有7%已經或瀕臨死亡。三年后，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0% 。在瑞典，1980年已有4000處湖泊干涸，另外5000處也為時不遠了。出于對環境的擔心，法國于1971年設立了環境部，其它歐洲國家不久也紛紛開始仿效。公眾對環境事務日益增長的關注與另外一種政治潮流恰好不謀而合。盡管歐洲人歷史上都是信奉猶太教和基督教，但不少人在20世紀還是接受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無神論思想。當然，法西斯主義在二戰中遭到了失敗，共產主義70年代開始在走下坡路，而社會主義也被主流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所同化，已和保守主義相差無幾。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和理由。于是它找上了環保事業。環境保護主義在許多方面都無懈可擊。保護環境的人自然會被看作正義的一方。這使得反對集團化和反對全球化成為合理的行動，當然，它需要有大政府和強管理才能將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加給西方社會。歐洲大部分左派都接受了方興未艾的綠色運動，并很快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1979年，綠黨進了瑞士的國會，四年后，綠黨在德國全國選舉中贏得了近6%的選票，成為議會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最終，綠黨將成為德國執政聯盟的一部分，一位叫約什卡·費舍爾的前左翼激進街頭示威人士還占據了外交部長一職。這種環境保護主義和居于主流的美國環保組織相比，更多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它對實際問題的解決不感興趣，只關心崇高的革命事宜和方針政策。多數歐洲國家的環境部門，如果不是綠黨本身掌權的話，最終也會被綠黨的觀點所支配。正是他們在聯合國各個工作實體和里約熱內盧會議上成了歐洲的主要代表。相比之下，美國的政治主張在兩屆里根政府和1988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間平穩地轉向了右傾。這種新的保守主義的一大主要表現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對制度的約束，尤其反對據認為掌握在不創造經濟價值的官僚手中那些束縛有經濟效益企業的條文。里根的第一任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就削減了旨在保護瀕危物種項目的資金，推動了將偏遠荒涼的地區租借出去開發石油、天然氣的努力，并從聯邦政府的管轄范圍內大幅度減少了環境規劃管理方面的責任。更重要的是約翰·蘇努努的看法，他作為老布什政府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在里約熱內盧會議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他原是新罕布什爾州州長，曾率先制定過控制酸雨的規定，并自視為環保主義者。但他也認為環境保護主義者的立場往往是意識形態上的，由于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破壞環境的危險性，也無法證明其提出的某條措施的有效性，所以常常阻礙經濟發展。在全球氣候變暖一事上，蘇努努堅持認為，大幅度減少礦物燃料的排放量代價非常昂貴，并且尚無足夠的科學證據證明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已經嚴重到了要付出這種代價的程度。他說，“如果你要做出的決定牽涉到上萬億美元，會影響到百萬個工作崗位，就應該在已知的事實基礎上作出決定，而不是被感情所左右。”在此問題上，蘇努努很可能反映了美國參議院的態度，而任何國際條約都需要參議院的批準。布什政府仔細掂量著成本與收益的關系，開始小心翼翼地為里約熱內盧會議做準備。工業界同樣也在關注全球氣候變暖的證據和因其而致的潛在成本。在臭氧空洞問題上，只要危險僅僅在理論上存在，生產商就極力反對研究開發含氟氯烴的替代品。一旦臭氧空洞問題證據確鑿，其危險性質也確定之后，工業界即迅速行動起來做出了必要的變更。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則更為復雜一些。任何相關的法規都會打擊主要工業和整個經濟領域內的數千家公司。目前它的證據尚不確鑿，未來造成的損害也不清楚（甚至有人說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有利），而且補救的措施代價又十分昂貴。因此，美國工業界準備施加影響，爭取得到最靈活的結果。歐洲工業界的態度則多少有些不同。它并不是高枕無憂，但它缺乏美國公司對政府積極施加影響的傳統和能力。此外，它所面臨的問題也無須花費巨資。法國正在轉入核動力化的進程，這意味著法國無論如何都會大量減少礦物燃料的排放量。因此法國工業界并不需要做多少工作。英國和德國的情況也差不多。過去幾十年間，英國一直給煤礦開采業以補貼，有意使煤炭繼續作為發電廠的主要燃料。不過撒切爾政府早些時候已經決定停止提供補貼了。同時，英國又在北海屬于自己的區域發現了儲量巨大的天然氣氣田，這使得英國政府可以方便而又經濟地將主要燃料從煤炭轉向清潔得多的天然氣。因此，英國自然也會大大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德國工業界是最劃算的。統一之后，德國接收了原東德破舊低效、以煤和泥炭為主要燃料的工廠，并正在有計劃地關停并以現代化的設備取而代之。原東德工廠的設備太破舊，實際上，西德的公司即使增加了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全國的排放量還是會大量減少。至于其它歐洲國家，由于都在歐盟的框架內，它們可以從英、法、德的排放量減少中獲益。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可以增加各自的排放量，因為歐盟的整體排放量無論如何都會有所減少。最后，還有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將發達國家對環境的“關注”看作是限制它們發展的陰謀。總之，按照它們的想法，要讓它們承擔任何義務，就要給它們以大量的發展援助。歐佩克國家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一個特殊分支，而它們根本不想聽任何關于限制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之事，真是奇怪，奇怪，真奇怪。就在這幾股力量都想在里約熱內盧的會議上各顯神通之際，聯合國委派了一個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來安排議事日程，并就一些協議舉行先期會談，以便1992年6月地球峰會正式召開時各國政府首腦能夠簽署。最后確定的議事日程包括：一項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條約，一項保護森林的計劃，一項名為“21世紀議程”、旨在全面引導環境和經濟發展政策的雄心勃勃的框架方案，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正是這最后一項成了爭論的主要焦點，并最終促成了《京都議定書》的出臺。這次會議的方式深受蒙特利爾協議經驗的影響。所有的爭論在本質上可歸結為兩個問題：要不要按蒙特利爾協議對待臭氧問題的方式來為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的削減設定目標和時間表？是否要求發展中國家也參加進來？ 1991年冬天，政府間談判委員會召開第一次預備會議，協商先前提出的氣候變化的條約，這場戲就此開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署長穆斯塔法·圖勒巴為會議定下了基調。他說，“各地人民都將1992年看作我們拯救地球的最好的機會，也可能是最后的機會。”然而，盡管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家們認為，要穩定空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就需要減少60%～80%，但考慮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幾乎沒有人準備考慮削減這么大的幅度。各國考慮的最激烈的提議是到200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凍結在1990年的水平上。這項提議由歐共體提出，并得到了小島嶼國家聯盟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北歐國家的支持。這一目標并無科學或經濟依據，僅僅是他們認為他們所能達到的最高目標。美國卻少有地和歐佩克國家結成了同盟，反對為限制排放量制定任何目標和時間表。以印度和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則明確表示它們不會承擔任何限制其經濟發展的義務，并強調指出，如果指望它們取得任何進展，就需要對他們進行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到1991年夏天，這場戰役轉成了塹壕戰。在7月份于倫敦召開的西方七國會議上，歐共體、加拿大和日本全都要求美國參加進來，承擔凍結排放量的義務。美國以缺乏科學依據為由加以拒絕，此舉引發了歐洲領導人對之少有的嚴厲批評。一位高級官員稱：“美國想要的只是一般性原則，而其它各個國家都想承擔義務。”大不列顛的立場尤其引人注目，它不僅承諾要減少排放量，而且明確表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源，美國應該盡一份責任。人們也注意到，美國所持的懷疑態度，使得像中國、印度等未來的污染源可以輕易地對整個事情置之不理。一個月后，像是受到提示一樣，一批發展中國家發表了一項聲明，拒絕對環境問題承擔義務，并要求對它在環境方面提供的合作給予大量的財政支持。馬來西亞甚至威脅說，如果這次會議過分強調發展中國家須承擔義務，它將對其進行抵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布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國內環保組織執意要他履行先前說過的要成為“環保總統”的諾言。里約熱內盧也成了名流們關注的焦點，演員詹姆斯·厄爾·瓊斯告訴觀眾，“整個人類正處在危險之中。”峰巒俱樂部組織了一場群眾運動，要求總統同意簽署強有力的協議，在峰會上起到領導作用。世界資源研究所暗示，如果總統不采取強有力的行動，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他會很容易受到反對環境保護方面的指責。國會中的民主黨領袖提出議案，要求到2000年將美國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上——這也是歐共體在勸說美國接受的義務。盡管面對這樣的壓力，蘇努努也離開了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職位，布什還是堅持在目標和時間表方面不承擔義務。在聯合國，美國談判代表堅稱，要讓美國承擔代價昂貴的義務，必須得有明確的數據和恰當的科學依據。美國科學發展協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在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問題上得出了矛盾的結論，這一來更加堅定了美國談判代表的立場。報告建議采取行動來減少排放量，但又稱現有的資料尚不充分，不足以促使我們采取過猛的行動。如果說這份報告對科學家們是個好消息，那么對布什也是如此，他的政府可以繼續堅持其立場了。美國傾向于簽署一項條約來促使簽約國減少排放量——但減少的方式和時間應建立在確切的科學發現之上，并要與各國的基本需要和社會制度相一致。隨著里約熱內盧會議的臨近，其它工業國家威脅要在承擔凍結排放量的基礎上締結一項條約，將美國排除在外。布什則針鋒相對地威脅說，如果美國遭到孤立并成為攻擊對象的話，他將不參加此次會議。最后，歐盟認定，即便達成一項將美國包括在內的空泛條約，也勝過一項缺少美國參與的有力條約，于是放寬了對目標和時間表的要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最后文件，承認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會帶來不利的影響，并要求簽約國到2000年將各自的排放量減少到1990年的水平，但這項條約并非強制性的。它要求發達國家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而后者只需付出良好的意愿即可。布什最后還是在6月13日參加了這次聚會，確切地說是1992年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特德·特納和簡·方達也到場了，還有雪莉·麥克萊恩和杰里·布朗。吉米·克利夫演唱時，印第安人圍坐在篝火旁輕聲地敲著鼓。歐洲人宣布將為環保提供總額達40億美元的援助，這使美國吝嗇的投入成了人們恥笑的對象。他們還發表聲明，確認了他們減少排放量的承諾。當被問及歐共體是否正在扮演新的領導角色時，歐共體的秘書長勞倫斯·簡·布林克霍斯特說：“可想而知，我們正在走向那個崗位。”然而，布什卻堅持說，“我們是領導者，不是追隨者。”但這次會議的代表已今非昔比，待他說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是拿來談判的”這句話后，他連僅存的一點同情也失去了。實際上，這一點正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什么氣體造成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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