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誰對后人影響比較大 _司馬光

【王安石和司馬光誰對后人影響比較大】

王安石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與眾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躥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從宋仁宗慶歷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后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萬言書交上去以后就沒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并種他的試驗田。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 。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里，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確實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進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照規矩，任期期滿后，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這其實就是他后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準備。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熙寧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 。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么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么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寧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后，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并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只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只因為后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于實踐了。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屬。王安石也當仁不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王安石沒有說假話。只要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不難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如果不走樣地得到實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國強兵、重振朝綱，就不再是夢想。就說免役法。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么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賦稅之役，有追捕盜賊之役，有傳遞命令之役，不勝枚舉，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麻煩在于，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 。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這些人平時都有終日忙碌的生產勞動，服役太多，則生計無著。于是，為了規避重役，一般民眾“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怕評為大戶人家）；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怕評為人多之戶）” 。他們“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單丁免役）”；甚至鋌而走險，“不得已而為盜賊” 。這對于農業生產和社會安定當然都十分不利。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后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于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并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于“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臺，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涂地。司馬光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扎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并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并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 。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后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于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風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質還嚴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辭去官職，并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余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實行過“新政”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那么，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在動機與效果。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并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松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 。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 。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后果的特征。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 。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被他全部趕出朝廷（悉排斥不遺力）。司馬光出于朋友情份，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的說，對于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后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看動機，只能看效果。然而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結果卻是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官鄭俠，也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 。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后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于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以后心如刀絞，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聲淚俱下地說“安石亂天下” 。這不能不讓皇帝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后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但這種結果，又實在未免太具悲劇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那么，事情為什么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并非如此。歷史的結論熙寧變法的失敗，宋神宗和王安石無疑都有責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則太固執己見，一意孤行。但就事論事，就法論法，這些新法本身卻并無大錯。它們無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農民作想的。這次變法，不該是這個結果。就說“青苗法” 。平心而論，青苗法應該是新法中最能兼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一種了。我們知道，一年當中，農民最苦的是春天。那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尚未收獲，正所謂“青黃不接” 。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時農民又其實是有錢有糧的。這個“錢糧”，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兌現”而已。于是那些有錢有糧的富戶人家，就在這個時候借錢借糧給農民，約定夏糧秋糧成熟后，加息償還。利息當然是很高的，是一種高利貸。還錢還糧也一般不成問題，因為有地里的青苗作擔保，是一種“抵押貸款” 。當然，如果遇到自然災害，顆粒無收，農民就只好賣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所謂“青苗法”，說白了，就是由國家替代富戶來發放這種“抵押貸款”，即在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秋后再連本帶息一并歸還。所定的利息，自然較富戶為低。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摧兼并，濟貧乏”，既免除農民所受的高利貸盤剝，也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這當然是兩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們看來，農民向官府借貸，總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剝削）；農民向官府還貸，也總比還給地主好。還給地主，肥了私人；還給官府，富了國家。農民沒有增加負擔，國家卻增加了收入，這難道不是好辦法？希望對你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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