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在什么時期土地兼并開始嚴重的 _兼并

【西漢在什么時期土地兼并開始嚴重的】

西漢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發展。帶頭的就是西漢統治階級的最上層——貴族和大官僚地主。成帝時，皇舅王立與南郡太守李尚相勾結，占墾草田數百頃。丞相張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價）” 。不僅貴族、官僚地主霸占大量土地，地方豪強地主也加強對土地的兼并。成帝時，“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平帝時，關中大豪戴子高，家中食客常有三四百人，其他產之多可以想見。商人的勢力，這時又大為抬頭。成都羅裒，臨淄偉姓，洛陽張長叔、薛子仲，長安和附近諸縣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孫大卿、樊嘉、摯網、如氏、苴氏，都是資財數千萬的大商人。羅衷除了壟斷巴蜀鹽井之利以外，還往來長安、巴蜀之間，厚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長，依仗他們的勢力，在各郡國大放高利貸，沒有人敢于拖欠。這些大商人與地主、官僚結合在一起，吸盡了人民的膏血。隨著貴族官僚、地主、商人勢力的膨脹，財富的增加，他們的生活日益腐化。他們廣第宅、治園池、衣錦繡，設鐘鼓、備女樂，盡情揮霍。甚至豢養的犬馬，也因食粟過多，只得天天牽去跶蹓，免得過于肥胖。地主階級的享樂生活是建筑在殘酷壓榨勞動人民基礎之上的，廣大農民雖然終日含辛茹苦，仍然過著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成帝時，因饑餓而慘死在道路上的貧苦農民竟達幾百萬之多。到哀帝時，封建官僚鮑宣曾供認，那時的農民身受“七死”（七條死路）、“七亡”（七種損失）的威脅。所謂“七亡”，主要是：“縣官重責，更賦租稅”；“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強大姓，蠶食無厭”；“苛吏徭役，失農桑時”等，說明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和豪強兼并是農民“七亡”的主要原因。所謂“七死”，主要是：“酷吏毆殺”；“治獄深刻”；“冤陷亡辜”等。說明封建國家的嚴酷刑法和執法官吏的殘酷是農民“七死”的主要原因。廣大農民在“七亡”和“七死”的煎熬下，紛紛破產流亡，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民，他們實在生活不下去了，紛紛起而反抗。成帝時，在今陜西、河南、四川、山東等廣闊的地區內，鐵官徒和農民群眾不斷掀起反抗浪潮。建始三年（前30），在關中終南山（今陜西西安南）一帶，傭宗率領數百人首先起義，嚴懲當地的官僚和地主，歷時年余，連京城長安都為之震動。接著，在鄂縣（今陜西戶縣）有梁子政領導的起義，也與統治階級進行了長久的斗爭。陽朔三年（前22），有穎川（今河南禹縣）鐵官徒申屠圣等180人起義，他們到處奪取官府兵器，攻殺官吏，矛頭直指封建政府，在很短的時期內勢力迅速擴大到九郡。鴻嘉三年（前18），廣漢（今四川梓潼）有鄭躬等60余人舉行起義，他們人數雖少，但英勇善戰，銳不可擋，經歷四縣，廣大農民紛紛響應，人數迅速發展到上萬人。永始三年（前14），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又有樊并率領13人起義；同年，山陽（今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率眾228人舉行起義，他們席卷19個郡國，給西漢地方官吏以沉重打擊。這些起義雖然先后被封建統治者鎮壓下去，但有力地震撼了西漢王朝的統治。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西漢統治集團想方設法要擺脫困境。哀帝時，師丹建議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擬定了一個辦法，規定諸王、列候以至吏民占田以30頃為限；占奴婢則諸王最多不超過200人，列候、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為吏。這個辦法受到當權的外戚官僚們的反對，被擱置起來了。當時，有些方士儒生根據“五德終始”說，編造出“漢運將終，應更受命”的說法，于是哀帝決定實行“再受命”的改制。建平二年（前5），哀帝宣布“再受命”，改元為太初元將，自號“陳圣劉太平皇帝” 。表示劉漢政權又重新受命于天，以便起死回生。然而，哀帝玩弄的這套“再受命”把戲并不靈驗，只好很快收場了。最后，地主階級決心拋掉劉漢這塊破爛招牌，從統治集團中另找一個代表人物來支撐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在這種形勢下，出身外戚世家的王莽便破門而出，充當了這場統治集團內部改代易姓丑劇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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