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釋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_前七子

【解釋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首見于《明史·李夢陽傳》。為區別后來嘉靖、隆慶年間出現的李攀龍、王世貞等七子，世稱"前七子" 。七子皆為進士，多負氣節，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氣不滿，強烈反對當時流行的臺閣體詩文和"啴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后人概括為大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改造文風的歷史使命，卻走上了一條以復古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壇之后，其復古主張立迅速風行天下，成為文學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場文學復古運動。這在明代文學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他們一些具體的文學見解不盡相同，創作上各呈特色。李夢陽在復古模擬上堅持主張"刻意古范"，句模字擬，逼肖前人；詩重氣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風格。何景明思想較靈活，主張對古人作品要"領會神情"、"不仿形跡"，以達到"達岸舍筏"的目的；詩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禎卿詩論頗多精辟、獨到之處，在追隨李、何后其詩歌風格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雜劇，詩多率直。邊貢、王廷相短詩清新、明快，但總體成就較遜色。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都有現實意義，但由于過分強調復古，文學的創造性顯得不足，有的甚至淪為"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給文壇帶來新的流弊。后七子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66）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名稱首見于《明史·文苑·李攀龍傳》。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稱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繼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同樣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以漢魏、盛唐為楷模，"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較前七子更絕對。他們復古擬古，主格調，講法度，互相標榜，廣立門戶，聲勢更浩大，從而把明代文學的復古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壇上活躍的時間比前七子長。開始，他們結詩社，首推謝榛為長，后以李攀龍為領袖，李死后，王世貞主盟文壇達20幾年。李攀龍復古觀點最執固，但創作上富于才力，時有雄邁之作。謝榛的文學主張較開明，重視詩作中的"超悟"、"興趣"，擅長詩歌，最富于個性。王世貞晚年放棄復古，肯定直寫性靈，不求藻飾，詩富于才情，能達平淡之境。梁有譽摹擬之病較少，詩有南國情調，謝榛外，最富獨立性。宗臣長于散文，《報劉一丈書》名動一時。徐中行爽健蒼勁，吳國倫懇切樸實。后七子的創作總體上不脫對前人的模擬，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來表現出某種重視獨創和性靈的傾向。唐宋派中國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夢陽、何景明等倡言復古之后，散文創作以摹擬古人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順之等人力矯前七子之弊，主張學習歐陽修、曾鞏之文，一時影響頗大。后七子李攀龍、王世貞等再次發起復古運動，茅坤、歸有光繼起與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漢是模擬古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陽修）曾（鞏），易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為宣傳文學主張，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164卷，進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書盛行海內，影響深遠。唐宋派對復古派的批評是很尖銳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靈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當推歸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過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們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學文章和應酬文字。他們受道學影響，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認為道盛則文盛。這種觀點束縛了創作，同時也削弱了他們文學主張的影響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點，雖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復古派的弊端，卻始終未能根本改變文壇局面。唯其散文創作對后世較有影響，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繼了它的傳統。公安派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其中袁宏道聲譽最高，成績最大，是公安派的領袖。作為公安派理論核心的口號是“獨抒性靈” 。公安派的“性靈說”融合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它和李贄的“童心說”一脈相通，和“理”尖銳對立。性靈說不僅明確肯定人的生活欲望，還特別強調表現個性，表現了晚明人的個性解放思想。袁宏道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其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潑，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寫閑情逸致。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北公安，故世稱“公安派” 。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歷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 。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歷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有以下幾點。1.反對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 。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 。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于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于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 。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沖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2.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于李贄的“童心說” 。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于箴銘后》)，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著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為“靈竅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 。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3.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贊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 。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系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游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 。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鐘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又稱竟陵體或鐘譚體。明代中葉后,前、后“七子”擬古之風甚烈,“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成為評判詩文準則。“唐宋”、“公安”兩派曾先后給予抵制和抨擊。竟陵派認為“公安”作品俚俗、浮淺，因而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 。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竟陵派與公安派一樣在明后期反擬古文風中有進步作用，對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產生有一定促進之功。然而他們的作品題材狹窄,語言艱澀,又束縛其創作的發展。竟陵派的追隨者有蔡復一、張澤、華淑等。這些人大都發展竟陵派生澀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語，自稱“空靈”，使竟陵派文風走向極端。當時受竟陵派影響而較有成就的是劉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為竟陵體語言風格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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