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佑四年正月里 , 堯臣到汴京東門外去看馬遵 , 恰巧蔡襄也去了 , 蔡襄是當時最有名的書法家 , 和堯臣、歐陽修都是極好朋友 。
蔡襄 , 慶歷四年十月 , 以親老為由 , 乞領鄉郡 。 授右正言 , 直史館 , 知福州 。 慶歷七年 , 蔡襄自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 。 在建茶務(建州建安郡)監造龍鳳團茶十斤上貢 , 作《北苑十詠》 。 7蔡襄寄茶給梅堯臣 , 應是其龍團茶 , 即然是團茶 , 則無需用茶壺來泡 , 再說在宋一代的飲茶詩文里 , 人們大都在推崇、贊美建盞 , 梅堯臣與蔡襄又都是好友 , 蔡襄寄茶給梅堯臣 , 梅堯臣不去贊美蔡襄寄來的茶 , 反而去贊美民間不出名的「或者根本就還沒有出現的」紫砂壺 , 這有可能嗎?如果沒有這種可能 , 「紫泥新品泛春華」就不存在是贊美紫砂茶具 , 因此也就不能作為砂壺北宋已有的依據 。
那么 , 再將1976年宜興羊角山紫砂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與宋代的飲茶茶具相比較 。 羊角山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有壺類、罐類 。
壺類部分有高頸壺:壺身、壺嘴、壺把、壺蓋等殘片 。
壺身︰有圓形、幾何形 。
壺嘴︰有素式、捏塑兩種 。
壺把︰有單條把、雙條把兩種 。
壺蓋︰有平蓋、罩形蓋多種 。
矮頸壺︰器形扁矮 , 卷口 , 多為直流 。
提梁壺︰壺頸較矮 , 品種較多 , 大小不一 。
上述羊角山古窯址出土的紫砂殘器 , 以壺的造型來看 , 與宋代的茶瓶造型相差甚遠 。 從一些壺嘴及其它殘器的泥料、加工手法來判斷 , 當是粗陶的煮水器、茶葉罐、水罐、藥罐等 , 制作方法基本上是沿襲制作缸的方法 。 部分小件紫砂殘器 , 已開始打泥片 , 尤其是壺蓋 , 做工由粗到細 , 由無裝飾到有裝飾 , 泥料也由粗到細 , 有些制作工藝皆已具明中后期的特點 。 種種變化也都反映出與飲茶習俗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
如果我們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與宋飲茶習俗所用的茶具進行比較 , 恐怕很難聯系到一起 。 其原因是 , 宋人飲茶 , 點茶也好 , 煎茶也好 , 所使用的茶具跟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是兩個概念 。 功能不同 , 不可同日而語 。 如果將宋代各窯茶具的各種材料工藝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的材料工藝相比較 , 羊角山紫砂殘器的
制作工藝恐怕難以適應宋人的飲茶要求 。
在宜興 , 宋代可能是生產陶瓷的一個大的轉折時期 , 青瓷的被淘汰 , 大批的從業者便轉向了制陶業 。
從今天宜興地區發現的一些宋代窯址來看 , 均是一些粗貨 , 有日用的陶盆、罐、缽、缸、壺、甕和韓瓶 。 這些陶器大多數里外均施釉 , 從一些考古發掘的實物來看 , 當時的制作技術、材料、工藝 , 尚不具備制作紫砂壺的條件 。 故到目前為止 , 除羊角山外 , 還沒有發現早于明中期專門用來燒紫砂壺及紫砂陶的窯址 。 古墓葬中也從未發現早于明中期的紫砂壺 。
小標:宜興紫砂壺應起始自明代中期
羊角山出土的部分殘器的制作工藝 , 與南京1965年中華門外馬家山油坊橋明代司禮太監吳經墓中出土的紫砂提梁壺倒是有許多相似之處 。 該壺是我國目前已知有紀年可考的最早紫砂壺 , 該墓的主人吳經 , 《明史?宦官傳》有傳 。 該壺可視為明中期紫砂壺的標準器 , 如果將吳經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壺與羊角山出土的紫砂殘器相比較 , 所得出的結論 , 羊角山的紫砂壺上限可能就不會到北宋 , 如果從部分打泥片成型的殘器制作工藝來判斷 , 制作年代可能會是明中期以后 , 其它的捏塑成型之類的殘器可能相對要早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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