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什么要分裂? 是怎么分裂? _分裂

【德國為什么要分裂? 是怎么分裂?】眾所周知，二戰后聯邦德國（指1949—1989年間的西德與1990年后的統一德國）對納粹德國的罪惡歷史作出了徹底的反省，與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認罪的鏡頭，已成為德國悔過自新的經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國內對德國反思歷史的情況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蘭特下跪一幕的影響下，人們普遍傾向于過于簡單化的結論：二戰后，德國人徹底反省了。這一結論雖然沒錯，但不可忽視的是，二戰后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的。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與回避階段與我們今天的德國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數起聯邦建國后15年里的歷史態度。在這個階段的西德，反思與清算納粹歷史只是點滴現象，沒有形成規模。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對納粹歷史的無視、沉默與回避。這里我們應該從1945開始講起。二戰后的德國，滿目瘡痍、哀鴻遍地。普通的德國人丟魂失魄，流離失所，每日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對納粹歷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領當局的事情。惡貫滿盈的納粹頭目在紐倫堡得到了舉世矚目的審判。納粹官員被驅逐出政府機關。對普通德國人，美軍在美占區以表格登記審查的方式進行了的“非納粹化”措施。但是，因與納粹政權有關的人數太多，德國民眾的抵觸情緒強烈，不得不交由德國地方政府設立的特別法院處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讓無數的納粹分子過關，“非納粹化”運動因此半途而廢。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后，也沒有積極進行對納粹歷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聯邦眾議院便通過了赦免納粹分子一般犯罪行為的法案（1954年，眾議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納粹罪犯）。1951年，又通過了恢復1945年被撤職的原納粹官員的職位的法律。隨著冷戰的加劇，西方占領國也失去了徹底清洗納粹分子的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為西方陣營的實力成員。朝鮮戰爭爆發后，北約鼓勵西德總理阿登納重建軍隊。為了借助原納粹高級軍官的專業能力，同盟國與西德政府提前釋放了曼斯泰因等納粹高級將領。阿登納又親自前往監獄探望其余納粹將領，而且還邀請曼斯泰因到總理府座談。阿登納本人屬于保守派，自己皮尺槐也受過納粹政權的迫害。他主張與西方交戰國，特別是與法國和解，也支持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系，對猶太人作出賠償。但他最關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國，盡快從西方戰勝國手里獲得西德的國家主權。為此他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的納粹歷史對他來說無關緊要。在阿登納時期，大批的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機關。沒有一個納粹時期的法官受到起訴或丟掉職位。阿登納總理府國務秘書戈羅布克就是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的起草者與評論者。因此，人們稱這種現象為“戈羅布克現象” 。東德因此攻擊納粹主義在西德復辟了。納粹主義在西德雖然沒有復辟，但因冷戰的掩護與阿登納本人的保守傾向，許多罪惡累累的納粹分子幸運地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轉折與突破階段在50與60年代初期的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深刻反思與清算無從談起。到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他們的共同反對目標是美國的侵越戰燃友爭以及本國的保守勢力。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余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當時離二戰結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軍隊與教育機構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納粹歷史。這些人相對安穩地度過了50年代。學困鍵生運動爆發后，他們的納粹歷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無情清算。西德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由此正式拉開帷幕。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廣眾之下，女采訪人員克拉斯菲爾德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說，她是以年輕一代的名義打這個耳光的。在她看來，二戰結束后僅20年，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然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1969年初，聯邦總統呂布克因其在納粹時期在一個曾設計過集中營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經歷受到輿論的攻擊，只得匆匆下臺。1969年秋天，在學生運動的大力推動下，社會民主黨聯合自由民主黨上臺執政。社會民主黨主席、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任聯邦總理。勃蘭特上任后，對內實行民主自由改革，對外謀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解（“東方政策”）。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在華沙代表聯邦德國與波蘭政府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就在當天，他吊唁了華沙的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舉世聞名的謝罪舉動。在西德國內，他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攻擊與非議。但是他偉大的舉措感動了世界輿論。1971年底，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了勃蘭特諾貝爾和平獎。他贏得的不僅是個人的榮譽，他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從此以后，世界輿論對德國的態度有了根本的改變。應該提及的是，西德學生運動對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出現了極左潮流。少數大學生深信“資本主義導致法西斯主義”，組成了所謂的“紅軍團”，試圖以暴力的方式推翻西德的社會制度，因此走上了恐怖主義的歧途。1977年秋天，極左的恐怖主義達到了高峰。在施密特政府的強硬打擊下，“紅軍團”失敗并走入低谷。但是，學生運動引發的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對原納粹分子的清洗卻在繼續進行。1978年，原納粹海軍法官、時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長的漢斯?費賓格在輿論的壓力下被迫下臺。他在二戰結束的最后日子里還繼續判決士兵死刑。而且在戰后堅持認為，“如果當年是合法的話，那么現在不可能是非法的” 。1979年，西德各州地方電視臺在四個晚上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電視片中一個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家庭的悲慘命運深深地震撼了觀眾的心靈。據統計，當時共有僅兩千萬人收看了該節目。對于只有六千萬人口的西德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字。該節目的成功使得新納粹分子惱羞成怒，他們試圖通過迫害電視設備來進行干擾，但也未成功。三、80年代：反復與爭論階段進入80年代以后，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態度又出現了波動。這與在1982年底以科爾為首的保守派的再次上臺很有關系。保守派對60年代中期以來左派對納粹歷史以及德國保守傳統的批判一直耿耿于懷。科爾上臺之后，宣布要實現“政治與道德上的轉折” 。科爾本人并不想給納粹歷史翻案，但其他保守分子卻認為重新評論德國歷史的時候來到了。1983年，西德出現了所謂的“希特勒日記丑聞” 。著名的《明星》雜志推出了所謂的“被發現的”“希特勒日記” 。德國輿論一片震撼。保守勢力欣喜若狂，叫囂 “應該改寫納粹德國歷史了” 。但是，“希特勒日記”很快被證實是偽造的。“日記”雖然是假的，但是保守派因此暴露出來的篡改歷史的心愿卻是真實的。198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5月8日是納粹德國無條件投降40周年紀念日。隨著這一歷史日子的逼近，歐美各國都在準備隆重的紀念活動。聯邦德國也因此再次興起了反思納粹歷史的高潮。但這次反思卻變了調。有人認為，5月8日對于戰勝國來說是一個“勝利與解放的日子”，而對于德國人來說，這一天卻意味著戰敗與災難。難道德國人還能與戰勝國一起把它作為“勝利與解放的日子”來慶祝嗎？5月初，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來到西德，要與西德總理科爾一起在紀念二戰結束的同時，表示德美兩國人民的和解。科爾為此安排了到比特堡二戰德國陣亡士兵墓地吊唁。但媒體很快披露，該墓地還埋葬著幾十個納粹黨核心組織“武裝黨衛隊”成員。猶太人組織因此呼吁里根與科爾放棄該吊唁計劃。但科爾還是堅持與里根一起去了比特堡。聯邦德國與納粹歷史一刀兩斷的光輝形象被抹上了一層陰影。5月8日，聯邦德國在眾議院舉行莊嚴的二戰結束40周年的紀念活動。面對西德輿論中對這一歷史日子的性質的疑惑，聯邦總統魏茨澤克在演講中旗幟鮮明地指出，“5月8日”，對于德國人來說首先是一個值得紀念的“解放之日”，因為它把所有德國人都從納粹的暴力統治中解放出來了。德國人不應該把戰爭結束時自己承受的災難與這個日子，而應該與1933年1月30日，即希特勒上臺的日子聯系在一起。德國人不應該記恨于當年的戰勝國，而應該把自己的不幸遭遇歸結于罪惡的納粹統治。魏茨澤克的精彩演講不僅贏得了德國眾議院的熱烈掌聲，澄清了德國公眾的歷史疑惑，而且受到了西方輿論的一片贊賞，除去了德國國際形象上的陰影。但是，西德對納粹歷史的爭論并沒有因此終結。1986年又出現了所謂的“歷史學家爭論” 。這場爭論源于右翼歷史學家諾爾特。他在一篇報刊文章中抱怨，納粹德國已經滅亡40年了，但這段歷史卻仍然不能“過去” 。他認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在世界歷史上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國家也發生過的類似的大屠殺事件。而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有可能是對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一種“亞洲式的酷刑”的回應，猶如一種正當防衛。對諾爾特的進攻，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與左翼歷史學家一起作出了及時而有力的回擊。他們認為，之所以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是因為納粹國家利用現代工廠化的方式對一個種族不分男女老少地進行了整體性滅絕性大屠殺，而且這種罪行又發生在屬于歐洲文明國家的德國。如果有意尋找，總能找到一個與其他國家的大屠殺的“可比性” 。但這種“可比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德國人降低自我道德標準的理由。關鍵要看德國人是否因此沾沾自喜、如釋重負，是否愿意把自己與落后國家一樣看待，逃避良心的譴責。至于諾爾特的第二個觀點，則完全屬于無稽之談，是挖空心思為希特勒開脫罪責。四、90年代以來：深入與多面化階段。1990年10月，分裂40年之久的東西德國統一了。統一德國沿襲了原西德的國名，也繼承了其反思納粹歷史的優良傳統。統一后，對納粹歷史的反思與清算更加深入了。在以前，清算納粹歷史的矛頭主要對準前納粹政權的重要人物與機構組織或者聯邦德國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納粹歷史。而現在，進入批判視野的是納粹時期的普通人物與組織。90年代初期，美國歷史學家格德哈根出版了其題為《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儈子手——大屠殺中的普通德國人》的博士論文。在此書中，格德哈根通過對納粹時期參加大屠殺的德國協助警察的研究，得出了納粹時期普通德國人都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自愿幫兇的結論。該書翻譯成德文后，在德國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所謂的“格德哈根辯論” 。在這次辯論中，年輕一代大多支持格德哈根的觀點，而他們的父親一代，即那些已經成為大學教授的60年代的大學生卻顯得有些落后了，因為他們過于挑剔格德哈根著作的專業缺陷。隨著辯論的深入，納粹德國軍隊在二戰與大屠殺中的角色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在此以前，德國流傳著“國防軍是干凈的” 的粉飾性說法，認為他們只是“服從了命令”，參加了“正常的”戰役，沒有參加納粹大屠殺等罪惡行為。對此，屬于左翼自由派的德國煙草商富豪林茨瑪及其社會研究所組織了一個題為《滅絕戰爭——國防軍的罪行1941—1945》的歷史攝影展覽，展出了成百上千幅戳穿“國防軍是干凈的”的謊言。展覽在德國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震撼。不過，它也引起了極右翼的攻擊。他們在其中找出了一些技術錯誤，試圖推翻整個展覽的結論，但未能得逞。進入90年代以后，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了，影視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前所述，早在70年代末，美國電視系列劇《大屠殺》就為西德社會反思納粹歷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90年代，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也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并舉行討論。在這方面，德國影視界也作出了十分引人矚目的工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德國影片都是以納粹歷史及其影響為主題的。早在1980年，以著名作家格拉斯的長篇小說《鐵皮鼓》為腳本的德國同名故事片在好萊塢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非英語故事片獎。2002年，一部敘述一個在納粹時期流亡非洲的猶太家庭的故事片《情陷非洲》又一次獲得了這一殊榮。在90年代中期，諷刺1983年的“希特勒日記丑聞”的德國故事片《施東克》曾獲得該獎項的提名獎。去年，德國電影界又推出了反映希特勒末日的故事片《滅亡》，在德國引起轟動，又于今年在好萊塢獲得了提名獎。另外，德國國家電視二臺自90年代中期開始，推出了一系列有關納粹歷史的紀實性電視片，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正面的歷史教育不同，影視作品能夠使戰后出生的年輕人更為直覺地接觸納粹歷史。以猶太人命運為主題的影片更能使他們對受害者產生同情心，以希特勒為主角的影片則能使他們通過“一場與魔鬼的約會”對其幽靈產生更大的免疫力，后一種影片的成功不僅表現了德國電影界的藝術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成熟。到新舊世紀之交，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歷程又取得了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經過二三十年的反復討論，聯邦眾議院于1999年6月25日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眾議院采用了美國建筑師埃森曼的碑林設計。碑林建造在處于柏林統一后中心位置的波茨坦廣場，面積約為150米見方，包括2711個從30厘米至4-5米高低不等的石碑碑林。紀念碑林將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復。今年5月10日，大屠殺紀念碑林正式揭幕。五、結語但是，即便進入新世紀后，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仍然充滿了波折，2002年，德國歷史學家約格·弗里德里希推出了《大火》一書。該書詳細敘述了二戰期間戰勝國對德國城市的空襲以及德國民眾遭受的災難。作者把戰勝國對德國的狂轟濫炸與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并論，又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議。新納粹分子又借機挑撥德國與戰勝國的關系，他們稱戰爭國1945年2月13日對德雷斯頓的大轟炸為“炸彈大屠殺”，并且揚言要在今年5月8日到柏林的象征建筑勃蘭登堡門示威游行。那天，全世界人民通過電視看到了來自德國首都的動人一幕：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手持火燭默立在勃蘭登堡門周圍的街道上。他們在為永久的和平祈禱，同時他們也以此行動阻擋在周邊街道上挑釁的新納粹分子前往勃蘭登堡大門，不讓他們玷污德國的國際形象。這一幅畫面可以作為二戰后聯邦德國反思納粹歷史的過程與現狀的象征。德國的反思是徹底的，但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一過程已經深入人心，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它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進行。讓我們為它祝福吧！

德國為什么要分裂? 是怎么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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