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習過書法的人，一定對“字如其人”這一說法不陌生 。 許多中小學教師往往也強調這一點，反復突出練字的重要性 。 一旦教學受挫，還可以轉移批評方向，借評字旁敲側擊，規勸學生 。

多數人默認了類似的觀點——字跡圓順、筆調柔和的人，較親切，適應性強；字跡工整、方方正正，則性格嚴謹，注重原則；草書飛揚、放蕩不羈，多數情懷浪漫，富有創造力 。

漢字的獨特性，給了這種觀點充分的施展空間 。 尤其是毛筆書法，楷書、隸書、行書、草書、篆書等，流派紛雜，給人們提供了無盡的例子，也總結出了不少規律 。

西漢楊雄在《法言·問神》卷中寫道：“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較早的提出筆跡與人的心理有關 。 由此形成“書為心畫”理論，影響頗深 。

后世對此闡釋并發展最完備的，非清代劉熙載莫屬 。 《藝概·書概》中，劉熙載寫道：“書，如也 。 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自此，“書為心畫”擴充成“書如其人”，為更寬廣的解釋提供了國學依據 。

但這些解釋都限于抽象的哲學領域 。 第一次用統計方法對筆跡與性格關聯的考察出現在19世紀的法國，法國也是目前筆跡學應用最多的歐洲國家 。



1871年，法國天主教牧師Jean-Hippolyte Michon搜集了數千份手寫文件，系統比較文件筆跡與作者性格的關系 。 他創造性的提取了同一性格者筆跡相同的部分，歸納整理，作為判定字跡者性格的依據 。
具體判斷方法是：如果一個人的字跡中帶有某項圖形特點，他就應該具有某種個性 。 若沒有，則不具備對應性格特點 。 此外，Michon還首先提出“筆跡學”概念，并大力推廣了自己的研究 。
筆跡學很快受到剛剛興起的心理學的注意 。 如20世紀初，智商測試的鼻祖Alfred Binet對筆跡學十分有興趣，認為雖研究條件有限，在當時尚不能支撐任何結論，但筆跡學前途遠大，屬于“未來的科學” 。

另一位重要研究者是德國醫生William Preyer 。 他發現，戰爭中失去慣用手的士兵，無論是另一只手、還是嘴或腳，寫出的字跡都與之前有相似之處 。 據此，他提出是腦部，而不是手決定了字跡 。

這一時期，研究尚顯零散和粗糙 。 隨20世紀心理學的不斷完備，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實證，實驗設計也更加細致 。 更多的研究者做了筆跡學相關的實驗，但是結論卻開始不利于筆跡學學說本身 。

1960到1980年間，心理學家做了大量的筆跡學實驗，其內容大致相同：召集志愿者，完成心理測試，并留下一段字跡 。 接著讓筆跡學家（或其他志愿者）對隱去名字的字體評估 。 最后，由實驗人員比對評估做出的性格描述和心理測試結果 。

如1987年，倫敦學院大學心理學系的Adrian Furnham和Barrie Gunter對64位志愿者所作的實驗 。 這些人年齡各異（18到70歲），男女各半，都完成了艾森克人格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獲得4個關于性格的分數——神經質傾向（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精神癥狀傾向（psychoticism）以及撒謊的傾向（lie） 。

之后，志愿者抄寫了半頁關于茶的描述 。 隨后，13個字跡特征被提取出來，包括字體大小、占頁篇幅、詞語寬度、連筆程度、寫字力度、詞間距和是否書寫“i”上面的那個點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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