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諸葛亮是如何煉成的?

很久以前 , 我像許許多多的旁觀者一樣喜歡面對比賽評頭論足 , 小到電子競技 , 大到體育競技 , 一邊觀看 , 一邊像解說員似得講著戰術安排和團隊配合 , 并給出自己的預測 。 許多年以后我才認識到了這樣做的不成熟 , 因為隨著預測的失敗 , 我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傻瓜 。 這種情況發生后 , 我會坐在墻角默默地流淚 , 燈光映襯著我吳彥祖般的側影 , 點燃一只煙 , 吞吐著對比賽的不解和對自己的懷疑 。

事后諸葛亮是如何煉成的?



與之相反的是 , 有些“聰明”的人在整個過程中會一言不發 , 當比賽結束后 , 他們才開始評論兩支隊伍的功過得失 , 讓旁邊的姑娘們和坐在墻角的我不禁默默地豎起了大拇指;還有一些人則更為“聰明” , 他們會在過程中做一些無關緊要的分析 , 主隊可能贏 , 客隊也可能贏 , 當比賽結束的時候 , 他們會說我早就知道會這樣 。 前者是事后諸葛亮的主要勢力 , 我們將這種現象叫做“后見之明(Hindsight bias)”;后者是事后諸葛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我們將這種現象叫做“早就知道效應(Know-it-all along effect)” 。
我已經很久沒有坐在墻角流淚了 , 理解到這種事后諸葛亮式的判斷不會讓自己成長半分 , 反而容易陷入到胸有成竹的快感和掌控全局的錯覺當中 。 在科學上 , 我們檢驗一個理論是否正確 , 需要進行實驗驗證 , 理論必須要放在實驗之前 , 否則 , 當實驗的結果出來我才提出理論進行解釋 , 這樣的解釋既正確又沒用 , 這樣的理論既脆弱又狹隘 。 雖然很多理論都是在觀察一些現象后才提出的 , 但一個理論是否真的有價值 , 還是需要另外的一些現象來檢驗 。
理解這一點并不艱難 , 事后的解釋比起事前的預測實在是容易太多了 。 德國隊贏得了世界杯 , 事后諸葛亮會說 , 是名帥勒夫的歷練;德國隊要是輸掉了比賽 , 事后諸葛亮還會說 , 勒夫還是經驗不足;他們分析總是跟隨著結果的變化而變化 , 這種現象在投資和股票領域更為常見 。
再比如 , 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筆跡心理學 , 有一種非常強的質疑就說 , 一般是是先接觸這個人 , 然后才看到他的字 , 分析毛澤東的字跡 , 人們說雄偉有力 , 堅硬厚實 , 其實就是犯了事后諸葛亮的錯誤 , 因為他在認識這個人的過程中(開國主席嘛) , 已經感覺到了一些性格特征 , 然后把自己的分析對應上去 , 這樣的分析永遠正確 , 但是永遠不是科學 。
事后諸葛亮的核心在于 , 事情的結果作為一個信息如果被我們接收 , 就會改變我們對事情的認識 。 因為從根本意義上說 , 我們都是結果論者 , 一件我們直接參與的事情產生了糟糕(或好)的結果那么一定是哪個地方做錯了(或做對了) , 隱藏在這一信念背后的 , 則是我們塑造的因果關系 。
我們面對考試落榜 , 事業受挫 , 家庭矛盾這些已經產生的結果的時候 , 從后往前開始回顧整個事件 。 社會心理學告訴我們 , 有一種認知捷徑叫做“反現實推理” , 我們會想到導致我們成績糟糕有哪些原因 , 我們會猜想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來獲得控制感 。 比如 , 如果我能抓住重點 , 考試就不會這么糟糕 。 我們就是這樣完成了一個分析 , 那么為什么在當初我為什么抓不住重點呢 , 因為只有考過試后才知道哪些是重點 。 事后諸葛亮在分析比賽時 , 也是同樣的道理 , 哪怕那些事前被自己稱道的細節事后同樣也可能因為結果的糟糕而不再燦爛 , 反而在他們口中會成為埋葬敗者的墳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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