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從靡靡之音到風靡之音

唯一的鄧麗君
1977—1978年 , 鄧麗君的歌曲磁帶先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流傳 , 繼而通過電波和卡式錄音機的普及 , 迅速進入內陸地區 , 并立刻為多數人所接受 。
“鄧麗君是唯一的 。 ”對于那些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 伴隨著鄧麗君歌聲成長的人而言 , 這個用一種輕輕的柔軟撫慰他們心靈的歌手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
《人民音樂》編輯部主任的金兆鈞當年還是北京師范學院學生 , 1978年他第一次接觸到了鄧麗君的歌曲 , 第一個感覺是:喜歡 , 非常喜歡 。 “對于那時的青年來說 , 聽鄧麗君的歌曲首先來說對我們不陌生 , 因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那種文化基調 。 ”
不止是年輕人 , 當時著名的音樂家王酩(1934—1997)也對鄧的歌曲產生濃厚興趣 , 曾經借了鄧的磁帶一個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
就在鄧麗君婉約清麗的聲音響遍中國時 , 反對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了 。 1980年 , 一些老資格音樂人召開了一場專門針對當下流行音樂取向的討論會 , 稱為“西山會議” 。 在會上 , 一些專家對于以鄧麗君為代表的港臺音樂表達了否定的觀點 , 并批評了內地著名音樂家張丕基、王酩等 , 原因是他們的歌曲寫得開始像港臺歌曲了 , 李谷一的《鄉戀》也在這個背景下成為受批判的典型 。 在這次會議上 , 鄧麗君的歌曲被冠以“黃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稱謂 。 此后很長時間內 , 官方對于鄧麗君的歌曲基本持一種禁止傳播的態度 。
翻開許多描寫70年代末的小說 , 時尚青年的形象總是難以擺脫這樣的定式:墨鏡 , 長長的鬢角 , 褲腳肥大的喇叭褲 , 手里拿著播放著鄧麗君歌曲的收錄機 。 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長了鄧麗君的流行 , 當年曾是學校里文藝活躍分子的金兆鈞在某一天接受了一個特別的工作:在學校里開辦專門介紹鄧麗君以及流行音樂的講座 。 三場講座下來 , 學生們反響熱烈 。
當時 , 鄧麗君的音樂磁帶難以在內地公開出版發行 , 于是走私和翻錄她的磁帶成為了賺錢的生意 。 有人回憶稱 , 當時翻錄鄧麗君的磁帶 , 五角錢一盤已經是很公道的價格了 。 這種私人翻錄的生意遍布于當時的農貿市場和一些小商鋪內 , 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簡陋的設備經營這種生意 。 很多青年乃至中學生都有不辭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雜的市場中 , 捏著汗涔涔的鈔票尋找翻錄人的有趣經歷 。
沖不破的網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 。 客居香港的鄧麗君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職員彭燕燕 。 幾次接觸后 , 鄧表現出對內地風土人物的濃厚興趣 。 隨后 , 官方即委派新華社香港分社的高級職員牛釗等人與鄧麗君開始交往 。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流 , 新華社方面試探地向她提出赴內地演出的建議 。
在商談赴內地演出的計劃時 , 鄧麗君顯得非常興奮 。 她和彭燕燕單獨商量制定了一個“演出計劃” , 并明確表示 , 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會 , 唱幾支歌 , 而是要舉行個人演唱會 。 彭燕燕給她規劃的路線是:第一站北京 , 第二站上海 , 第三站西安 , 第四站廣州 。 彭燕燕說:“這樣 , 東西南北都照顧到了 。 ”鄧麗君聽了很高興 , 表示需要做許多準備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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