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們對壺藝的欣賞和追求 ， 也由于紫砂壺本身在實用功能之外 ， 還具有藝術欣賞價值 ， 在品茶的同時陶冶心神 ， 是一種精神上美的享受 ， 所以促使壺藝漫步文化生活的范疇 ， 并越來越得到人們的珍視 。 同時 ， 對于作為人們文化生活一部分的紫砂壺藝的繼承和發揚 ， 就成為每個從事紫砂事業者的職責 ， 也是許多陶藝愛好者非常關注的問題 ， 為此本文僅對紫砂壺藝的創新談些膚淺的體會 ， 希望所有的壺藝愛好容共同來灌溉、撫育這枝花朵 ， 使它開得更加美好 。
源于生活來自民間
紫砂壺藝的形成 ， 是歷代陶工和民間藝人世代相承的結果 ， 遠在宋代已開始燒造 ， 鼎蜀鎮蠡墅羊角山古窯出土的大量早期紫砂殘器 ， 有執把注水壺和提梁注水壺 ， 都是當時民間的生活日用品其造型簡樸 ， 制法粗獷 ， 質堅耐用 ， 內外不施釉 ， 是現代壺藝之雛形 。 延至明代 ， 周高起著《陽羨茗壺系》一書創始篇中記述金沙寺僧和供春 ， 因此這兩個人便成了最早被歷史記載下來的民間藝人 。 供春是明正德年間吳頤山的書憧 ， “給役之暇 ， 竊仿老僧心匠” ， 也試著捏制茶壺 。 書中曾嘉譽供春的作品云：“栗色暗暗如古金鐵 敦龐周正 ， 允稱神明垂則矣！”又明萬歷年間的制壺三大妙手 ， 實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 ， 其中以時大彬壺藝較為突出 。 明許次紓《茶疏》中說：“往時龔春茶壺 ， 近日時大彬所制 ， 大為時人寶惜…… 。 ” 時大彬的壺“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 ， 妙不可思 。 ”從其傳器和后人復制的作品分析 ， 的確具有他獨特的高雅風格 ， 堪稱一代名工 。 所制：古壺形式甚多 ， 有僧帽、菱花、六方、書扁、瓜棱、八角等式 ， 泥質溫潤凝重 ， 造型渾厚健樸可謂砂藝之典模 ， 他的技法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 。
清代康、雍、干年間以陳鳴遠為代表的制壺高手 ， 善制茗壺及文房雅玩 ， 以擅長堆雕捏塑 ， 汲取自然瓜果植物之形態 ， 進行寫生變化取舍夸張 ， 發揮紫砂材質之優越 ， 藝高技精 ， 別具一格 。 主要作品有梅干、番瓜、包袱壺等等 。 吳騫著《陽羨名陶錄》一書中 ， 有“鳴遠一技之能 ， 間世特出” ， “天雞一壺“ ， “制作精雅”等記述 ， 可見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 當時的宜興壺已進入宮廷使用和遠銷海外 ， 故有“海內競求鳴遠碟 ， 宮中艷說大彬壺”之譽 。 與陳鳴遠同時代的名手較多；《茗壺圖錄》一書中日人奧蘭田藏許龍文制葵花壺一柄 ， “流直把環 ， 通體以秋葵花為式 ， 千瓣參差 ， 向背分明 ， 如笑如語” 。 又“許氏巧手 ， 每壺無一不竭盡智力 ， 而茲壺精制尤窮神妙 ， 非他工之擬可論” 。 另一件作品是南京博物院藏項思所制之桃杯 ， 也是藝精技巧 ， 堪稱捏塑工藝的佳品 。
十九世紀初期 ， 壺藝受當時文化人的影響 ， 日益明顯 。 有陳曼生等的參與 ， 以書畫陶刻裝飾的作品日漸增多 。 由他們親自設計 ， 楊彭年等人制作茗壺 ， 或集節古詩詞之佳句 ， 或自撰鉻文 ， 或與茶事清趣相互貼切 ， 更綴以書法繪畫 ， 奏以遒勁的金石刀法 ， 使壺藝形、神、意三者融匯一體 ， 進一步提高砂壺的高雅藝術風格 。
清代嘉道年間 ， 杰出的藝人要數邵大亨 。 據《宜興縣志》記載 ， 高熙“茗壺說”贈邵大亨一文 ， 說他善于仿古：“每博覽前人名作輒心揣手摹 ， 得者珍于拱璧 ， 其佳處 ， 力追古人 ， 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又說：“其掇壺 ， 頂、項及腹 ， 骨肉亨勻 ， 雅俗共賞；口蓋直而緊 ， 雖傾側無落帽憂；嘴把胥屈自然 ， 若生成者 ， 截腸嘴、尤古峭 ， 口內厚而狹 ， 以防其缺氣；眼外小而內錐 ， 如喇叭形 ， 故無窒塞不通之弊……” 。 可見技藝之致密高超 。 邵大亨的主要作品龍頭一捆竹壺、蛋包壺、掇壺、仿鼓壺、魚化龍壺等等 ， 無不精雅絕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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