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王朝的版圖里，土匪山賊等“江湖人士”們畫地為牢，是個常見現(xiàn)象 。這類亂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俠故事外 ， 也帶來另一個令許多“票友”們熱議的話題：
這些逮啥搶啥且殺人如麻的土匪山賊們，怎么偏偏不搶進京趕考的舉子們呢?
對這事兒 ， 多年來“票友”們腦洞大開，從“舉子身份”“搶劫成本”“盜亦有道”“山賊良心”等各方面，總結(jié)出了無數(shù)原因 。其豐富內(nèi)容，簡直可以構(gòu)建一個行規(guī)嚴格的“虛擬江湖世界” 。但得先弄清楚一個問題：土匪山賊們真這么“上道”?看見趕考舉子就不搶?
至少，明代以前，特別是唐宋年間的舉人們，就是一聲淚奔回答：誰說不搶?
比如放在號稱“文化繁榮”“科舉發(fā)達”的宋代，那些進京趕考的舉子們 ， 就是沿途大小山賊眼中的誘人“肥羊” 。
“搶舉子”更是宋代三個世紀里出名嚴重的治安難題 。
越是位置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越有山賊強盜出沒 ， 看見趕考的舉子，那更像是打了雞血——宋徽宗政和年間時，舉人秦楚才路過宿州，一進宿州境內(nèi)就被強盜跟蹤，差點被人抓去煮了 。吳興六個舉人來到汴堤時，更被強盜明火執(zhí)仗，幸虧同行舉人里有練家子，奮起反抗才脫身……
宋真宗年間的名相張詠(紙幣的發(fā)明者)，早年是個趕考舉子時，就遭遇到驚魂一幕：偏巧投宿進一家黑店里 。幸虧張詠一身武功且人又機警，半夜里一陣惡斗，殺了黑店店主全家 ， 一把火把黑店燒了個精光 。
可倘若是個普通舉子呢?百分百的遇害 。
而且千萬別以為，這些山賊土匪只是在窮鄉(xiāng)僻壤里出沒，宋代這些“江湖人士”們 ， 就是哪熱鬧往哪湊 。特別是宋代舉子必走的汴河水道，就是山賊土匪打劫的“熱門地區(qū)” 。就連沿河的旅店，也是黑店極多，“棄尸河流，沒其衣服財物”的事情極多 。
那為什么山賊土匪們這么“青睞”舉子呢?一來大宋“守內(nèi)虛外”，兩宋大小農(nóng)民起義四百多次，“山賊土匪”這類“小人物” ， 官府有時就應(yīng)付不過來 。二來宋代科舉不同明清，舉子趕考得到的官方路費有限，為了湊足盤纏，好些舉人都帶足絲紗茶等貨物，一路上邊趕路邊賣貨湊錢 。對于山賊土匪們來說，這些“有貨”且“反抗力弱”的舉人，就是送上門的買賣，搶劫成本如此低，當然開搶沒商量 。
看過這類“舉人都挨搶”的悲催經(jīng)歷 ， 也不難看到兩宋王朝“富裕”下的低效與遲鈍 。“積貧積弱”的國運，已是可以想 。
不過，放在明清年間時，宋朝時常“挨搶”的舉人們，也的確是翻了身 。雖然明清年間盜賊也多，甚至還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圖》這類“防盜手冊”，出行者幾乎人手一份兒 。但“搶舉人”的事兒卻極少見，就連在明清野史小說里都罕見 。
這個奇現(xiàn)象，一來因為明清舉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舉人“功名”，既有“優(yōu)免”特權(quán)，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職 ， 日常話語權(quán)極大，出行趕考趕考不再為錢發(fā)愁 ， 可以享受朝廷的車馬補貼 。比如清代順治年間起，趕考舉人可享受二十兩銀子的“盤費”，而且給“驛馬” 。另外明代起舉人趕考 ， 一路免收任何“過路費”，路上住驛站進城有會館，拿著“火牌”白吃白住 。比起需要湊盤纏的宋朝舉人來 ， 那真是“硬茬子” 。
但最重要的原因，卻是明清時期，中國驛路交通條件的空前提高 。
土匪山賊們要打劫，“作案條件”非常重要 。宋代防衛(wèi)松散的汴河沿線，或是州縣交界的窮鄉(xiāng)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場所” 。但放在明清的驛路上，這類“好條件”基本不存在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鋪開驛路建設(shè) 。明朝立國僅僅三十年，大明朝的驛路就突破了十四萬里，水路驛站多達1900多個 。明成祖“靖難”后更進一步 ， 向北驛路修過了黑龍江，向西修進了烏斯藏，全國形成密集交通網(wǎng) 。
明清兩朝舉子們趕考，走的就是這一類水陸“驛路” 。
尤其比唐宋元歷代更進一步的，就是明清驛路的交通條件：明清的驛路 ， 道路更加筆直寬闊 。比如唐宋年間時就連通廣東與內(nèi)地的“大庾嶺路”，明代時就大規(guī)模拓寬 ， 路面改成青石長條，且兩側(cè)補種了一萬五千多棵松梅 。不但交通便利，環(huán)境也十分優(yōu)美 。西班牙人拉達就形容明朝的驛路“能容15騎并排通過”，且“寬闊筆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 。拉達的西班牙使團，曾沿著明朝驛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結(jié)果一場雨后，“路面依然干凈平整” 。
而到了清代時，中國的南北交通驛路，也是又進一步，變成了“官馬大路” 。哪怕東北西南西北邊陲地區(qū) ， 與內(nèi)地也有寬闊“官馬大路”連接 。各地舉子進京趕考，走的都是這樣的水陸好路 。對這強大的交通系統(tǒng) ， 明清兩朝的管理也空前嚴格 。明代的水陸驛路上，每60到80里就要設(shè)置驛站，每10里還有遞鋪，部署鋪兵 。大運河等水路動脈上，更是一路都有“遞運所”“巡檢司”，防衛(wèi)十分森嚴 。
在明清兩朝的六百年里，“漕運”“驛路”的穩(wěn)定，也是考核官員的“硬指標”：
別說是鬧賊 ， 哪怕是“失于修理”都要“笞三十”，橋梁損壞更要“笞四十” 。
鬧賊那更不是鬧著玩的 。所以雖說明清兩朝山賊土匪不少，連帶著“安全手冊”都賣火 。但無論是陸上的“響馬”還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區(qū)活動 。跑到“驛路”“運河”上來撒野?那借個膽子都不敢 。所以哪怕舉子們手無縛雞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驛路”“官馬大路” 。
以這個意義說，土匪山賊們不劫舉子，哪里是因為舉子“身份高貴”?又哪里是因為“盜亦有道”?不敢劫“官馬大路”“驛路”才是真 。
這樣強有力的道路建設(shè)與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間，古代中國領(lǐng)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粵劍編》記載，明朝官員王臨亨從蘇州出發(fā)，先走驛路再走水路，前后經(jīng)過了南直隸、浙江、江西、廣東四省的近三十個驛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達目的地廣東南雄 。放在古代條件下，這就是絕對的“高鐵速度” 。多少繁華的“中興”“盛世” ， 多少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成就，就是這“強大交通網(wǎng)”撐起 。山賊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
不過這類“好風(fēng)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 。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時，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
鴉片戰(zhàn)爭前夜的道光年間，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連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災(zāi)區(qū) 。
京杭大運河上的水手們都組成團伙 ， 白天撐船晚上搶劫，趕考舉子也照搶，搶完就溜之乎也 。還有土匪公然在運河上設(shè)立“鹽關(guān)”，大肆收“過路費” 。氣得道光皇帝連發(fā)嚴旨，卻照樣抓不住……
在那個年月 ， 別說是作為“天子門生”的舉子，就算是官員，也照樣挨搶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jié)束四年后，廣州香山縣巡檢就在出行路上被當?shù)赝练私壠保B胡子都給剃光 ， 差點命都送掉 。給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年月，做了個狼狽的注解 。
相比于清代這怪像，明朝萬歷年間晚期時 ， 一位趕考的舉子，更留下發(fā)人深省的記錄：萬歷四十四年(1616) ， 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趕考，憑著“舉人特權(quán)”走了一路“驛路”的他 ， 看到的是當時席卷山東全境的饑荒，沿途百姓餓殍遍野的慘景 。以至于抵達北京后，他還“毛骨凜凜” 。但會試結(jié)束后 ， 那些與他一路同行，共同親歷慘景的“天子門生”們，卻是每天燈紅酒綠中暢飲，各個“聲歌誘耳 ， 繁華奪目”，百姓疾苦?與我何干!
這悲慘一幕 ， 也叫良心未泯陳其猷怒從心頭起，憤然寫下了《饑民圖》，一字一淚寫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機百姓寒苦 ， 更怒斥那些享盡特權(quán)的“天子門生”們，對國家命運“竟漠然不相關(guān)矣”的丑態(tài) 。他寫這篇文章時，距離明朝亡國，已不到28年 。接下來大明朝亂民四起，風(fēng)雨飄搖的一幕，崇禎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筆，竟埋在文中 。
“山賊土匪搶不搶舉子”的話題，卻也藏著這樣生動的歷史回響，值得我們在幾百年后重新聆聽，警鐘長鳴 。
參考資料：孫繼《日常生活視野下的宋代群體研究》、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商傳《走進晚明》、顧城《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
【揭秘：古時候的土匪山賊真的不打劫進京趕考的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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