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 , 一個高級官員一旦受到言官也就是彼時的紀檢官員的批評,為了顯示自己的清白無辜,一定會主動向皇帝提出辭呈 。如果皇帝覺得這個被批評的官員還有利用價值 , 就會溫言相慰 , 明確表示不同意;反之,就會批準 。李三才最初也是遵照這個游戲規(guī)則干的 。奇怪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辭職報告,卻都如同石沉大海 。
李三才的辭職報告一連遞了15次,皇帝依然充耳不聞,換了一般官員 , 很可能就順坡下驢,不再提辭職的事了 。可李三才是個有脾氣的官員 , 見第15份辭職報告遞上去后仍然沒反應,他一氣之下 , 卷鋪蓋走人 。對此,皇帝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這個皇帝就是萬歷 。

李三才當時的官職是戶部尚書,算是響當當?shù)漠敊嗯?。李三才在萬歷二年(1574年)中進士后 , 先后干過河南參議、山西學政、漕運總督和鳳陽巡撫等職,直到萬歷三十四年 , 也就是宦海沉浮32年之后 , 才升至正部級的戶部尚書 。也就是說,為了和萬歷賭這口氣,李三才不惜輸?shù)糇约簬资旯賵鲂逕挷诺玫降恼?。
在晚明官員中,李三才個性鮮明,是個讓人印象深刻的“三有”干部 。所謂“三有”,即有能力、有脾氣、有污點 。
先說有能力 。李三才入仕初年 , 曾任山東僉事,當?shù)赝练撕芏啵嗄陙淼胤焦俣际譄o策,只能大度地和土匪井水不犯河水 。李三才到任后,“廣設方略,悉擒滅之” 。因此功勞,他很快升任河南參議 。
【李三才上疏辭職十五次,為何皇帝卻依然不理不睬呢?】在任鳳陽巡撫時 , 因鳳陽產(chǎn)海鹽,萬歷便派太監(jiān)出任稅使,一邊征稅,一邊搜刮百姓 。其中為首的太監(jiān)叫陳增,自以為口含天憲,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僅“公行攘奪”,而且“數(shù)窘辱長吏”,地方官看到他就頭痛 。一個叫程守訓的家伙,投靠到陳增門下,依仗陳增權勢,“縱橫自恣”,“刑拷及婦孺” 。李三才到任后,一方面對陳增等宦官“以氣凌之”,上疏彈劾;另一方面派人收集程守訓的不法證據(jù),查到贓款數(shù)十萬和一些原本皇家才可以使用的器物 , 進而把程守訓等人下獄法辦 。李三才一連誅殺了好幾個橫行不法之徒后 , 陳增不得不收斂行徑 。李三才的行事風格,使他贏得了“雷轟電掣,雨注風飚,令人有不可測者”和“豪杰而有圣賢之資”的評價 。
再說有脾氣 。在古代,百姓向國家上繳的稅賦一般是田賦和人頭稅,萬歷時期,開始征收一個新稅種—礦稅 。應該說 , 征收礦稅并不是什么聳人聽聞的事 , 但萬歷時期的礦稅征收之所以搞得天怒人怨(陳增即是一例),有兩個原因:其一 , 這筆稅收并不是納入國庫,而是充當萬歷的私房錢;其二,負責征稅的不是國家官吏,而是萬歷指派的宮中太監(jiān) 。這些人一旦有了魚肉民間的機會,很少沒有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明朝高級官員中,李三才最早意識到征收礦稅將會帶來的惡果 。
他很自然地向萬歷上奏章 , 要求停止這種短視行為 。這類奏章 , 前后一共有十余道之多 。一開始,他還用委婉的言詞給萬歷苦口婆心地講道理,可萬歷根本不理 。后來,李三才急了,奏章里的火藥味便越來越濃 。比如其中一道奏章中說:“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無亂者 。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 。”在另一封奏章里,李三才罵得更厲害:皇上你每回征稅,都說宮里太窮 , 你所說的太窮,不過是黃金沒有堆滿地,珠玉沒有壘齊天罷了 。你這樣亂搞,官員只有請求罷免 , 百姓只有去死 , 到時候天下就會大亂了,你為什么還不醒悟還不警惕呢?你不要認為我危言聳聽,若真的到了那般田地,皇上你該怎么辦呢?李三才毫不留情,可萬歷卻采取鴕鳥政策,裝作什么也沒有發(fā)生一樣 。
最后說有污點 。魏忠賢上臺后 , 對以清流派為主的東林黨人大肆清洗,從肉體上消滅之,從精神上抹黑之 。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還編了個《東林點將錄》,以梁山好漢來對應東林黨人,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經(jīng)去世的李三才,被稱為“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究其實,李三才雖然與東林黨精神領袖顧憲成關系很鐵,但嚴格說來 , 他并不是東林黨人 。不過,在閹黨專政時期,與東林有染就是歷史不清白 。但是,這里說的李三才有污點,乃指其經(jīng)濟上不清白 。盡管李三才并不以貪墨著稱,但他家境甚是富有,據(jù)說其家財價值白銀470萬兩,大略相當于天啟時期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 。縱使李三才的父親是商人,也不可能賺到這么多銀子 。李三才至少有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的嫌疑 。
李三才不得不辭職以示清白的起因,在于當時內閣缺人 , 有人向萬歷建議說 , 內閣不能老是用那些筆桿子 , 還是應該從有地方工作經(jīng)驗的官員中選拔,比如李三才就很適合 。在這之前,李三才貪污的事情幾乎沒有言官批評或揭發(fā)過,但聽說李三才有可能進入內閣,言官甚至非言官一時間紛紛上奏,指斥李三才有“十貪”“五奸”之罪 。這些義正詞嚴的批評并不是源于李三才貪污犯了眾怒,而是因為這個被視作“東林巨星”的人將高升內閣,那些與東林紛爭多年的浙黨、齊黨,當然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敵平步青云 。這就是中國官場的一個怪象:在大家都悶聲貪污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去告發(fā)政敵貪污;只有在政敵阻擋自己的錦繡前程時,才會有人鋌而走險地劍走偏鋒—因為一旦調查政敵貪污,就很可能引火燒身 。

三有干部李三才在中國歷史上并不是獨有現(xiàn)象,像這種有能力,有脾氣,但同時也有污點的官員 , 史上不乏其人 。歸根到底,其實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分為三種類型:有能力會辦事,但手腳不干凈;無能力不會辦事,但手腳干凈;既無能力也不會辦事,同時手腳還不干凈 。這三種官員,到底該重用哪一種呢?明君會用第一種,在利用他的能力的同時,盡量限制他的手腳;有道德潔癖的君主會用第二種,官員不貪便是寶 , 根本不管他稱職與否;昏君會用第三種,他的昏和庸,注定了他既沒有能力也缺少機會去甄別人才 。在這三種君王中,萬歷哪種都不算,所以,李三才只能憤然辭職 。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批評皇帝是一種高風險高收入的賭博,既可能因皇帝一時之怒而身首異處,也可能因皇帝今兒個真高興而在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榮獲“仗義執(zhí)言獎”;第二,末世征兆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皇帝潛伏在宮中享受幸福人生,高級官員卻集體患上人格分裂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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