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 ， 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 ， 即翻譯了什么作品 ， 就很容易將該作品視為經典 ， 或者代表作 。 比如 ， 在國內很受關注的《原始人的法》 ， 雖然它是霍貝爾的作品之一 ， 但它并不如霍貝爾與盧埃林合作的《曬廷人方式》那么具有法律人類學“風格” 。 在這部作品中 ， 有很多有價值或者說有意義的問題 ， 還有待國內學界借由研究來進一步“開放”出來 。
再次 ， 我談一下法律人類學知識傳統的建構問題 。 關于該問題 ， 我在前幾年已經做了一些思考 ， 也專門發表了一篇文章《法律人類學知識傳統的建構——格拉克曼對部落社會法律概念與術語本體論問題的探究》（載于《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 縱觀法律人類學發展史 ， 早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 法律人類學界就有學者嘗試著去建構一套法律人類學的知識傳統 。 尤其到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 ， 法律人類學在西方學界遇到了危機 ， 由此 ， 如何讓這門學科持續下去 ， 便有很多學者展開了思考 ， 其中就包括格拉克曼 。
當前我們在閱讀法律人類學經典的時候 ， 一方面 ， 會想著如何去理解西方的法律與人類學知識傳統；另一方面 ， 也會思考如何建構中國意義上的法律與人類學知識傳統 。 我認為這兩個命題應該是互相不受影響的 ， 它們一個是理解 ， 一個是建構 。 當然 ， 建構的前提 ， 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礎之上的 。 通過閱讀法律人類學經典 ， 我們可在未來的理論、方法和范式等各個領域里面形成一套新的 ， 或者說更加清晰的關于法律人類學的認知 。
不過 ， 在此我想借用王銘銘教授的一個觀點 ， 即我們對很多西方的基礎性概念 ， 甚至理論 ， 一定要突破“碎片化”的認知進路 ， 比如 ， “地方性知識” ， 這一概念的適用有其特定的情境 。 用蘇力教授的話來說 ， 即語境 。 然而 ， 如何認真考慮語境問題 ， 是我們所有從事嚴肅的知識生產的學者都需要回應的現實問題 。 在我看來 ， 只有從閱讀經典原著中才能把握語境與情境 ， 特別是情境分析法的真諦 。 的確 ， 情境分析方法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分析方法 ， 也是真的可以拿來分析很多問題的研究方法 。 在該方法基礎上形成的另一個方法——延伸個案法 ， 雖然也很重要 ， 但卻甚少受到關注 。 所以 ， 我們在對這些方法予以溯源的過程中 ， 有必要完整地將其演進過程勾勒出來 。
此外 ， 法律的文化解釋、歷史解釋 ， 以及其它解釋范式 ， 對于把握法律的淵源、性質與功能等法理基礎問題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價值 。 而對這些解釋范式的把握 ， 都必然離不開閱讀經典原著 。
尹韜：剛才劉順峰老師給我們的對談奠定了一個基礎 ， 讓我們看到法律人類學有哪些經典的思想 ， 這個大致歷程是個什么樣子的 。
我的發言題目叫做《閱讀法律人類學經典的重要意義》 ， 主要探討近100年來 ， 法律人類學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互動關系 。 朱曉陽和侯猛于2008年主編出版的《法律與人類學：中國讀本》已經對中國的法律人類學進行了很好的總結 ， 我是承接著這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展開 。 “東學西學 ， 盛則俱盛 ， 衰則俱衰” ， 這是王國維先生總結東西方學術關系的至理名言 。 今天學界有一種傾向 ， 強調學術的本土化 ，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 但“他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中國人也一直認識到吸收其他文化為我所用的重要意義 。
法律人類學是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來研究法律實踐的一門學問 。 從調查方法來說 ， 田野調查不同于文獻研究和數據分析 ， 也不同于簡單的走訪 ， 它強調長時間在一個文化里的浸泡 。 從研究內容上說 ， 法律人類學強調研究法律的實踐 ， 因此它和研究法律條文 ， 進行法律思辨 ， 回答何為好的法律這種法學研究也有區別 。 法律人類學側重研究法律在一個社會中的具體實踐 ， 一種法律跟其它法律或者習俗之間的互動關系 ， 這是整個法律人類學研究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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