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傳記不易寫好 ， 因為“要知道思想家大部分時間都是坐著思考” ， 但漢娜·阿倫特結合自己10余篇思想家傳記寫作經驗認為 ， 可以“用心理學和傳記因素來解釋”思想家身上“某種迷人的東西” ， 這即是從其生長環境以及家庭等私人化領域入手 ， 因為一般被偏見所有意淡化的私人生活的再現其實使公眾人物更具有真實感 。 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傳記 ， 《筆醒山河》除了重點闡述嚴復之所以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思想內涵之外 ， 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講述了嚴復的私人生活：幼年喪父 ， 家庭陷入經濟危機 ， 無法繼續在私塾中接受傳統教育 ， 無奈中選擇“除了供應衣、食、住 ， 每月還發放四兩白銀津貼”的福州馬尾船政學堂 。 該校以西學為主 ， 主要用英文授課 ， 但同時也強調中學 ， 學生必須以固定的時間來學習古文 ， 嚴復后來會通中西的理念最初植根于此 。 1877年赴英留學 ， 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識 ， 1879年回國后師從吳汝綸 ， 學習桐城古文 ， 后又四次參加鄉試 ， 雖均以落第告終 ， 但強化了古文素養 ， 后在維新運動時期系統地閱讀西方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教育學方面經典著作 ， 奠定了中西學問的基礎 。 嚴復“充滿了困頓”的“并非平安順遂”的一生最終成就了他學貫中西、飽受爭議的啟蒙思想家的一生 。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 ， 作者在呈現嚴復思想發展脈絡的時候 ， 除了講述時代局勢和個人家庭的大與小、公與私的背景因素之外 ， 關注個體與集體在造就一個時代之風氣中的相互作用力 ， 將筆墨更多放在嚴復與同時代“有作為的公民”如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等當時維新派人物的交往史上 ， 其中重點講述了與同為時代思想引領者梁啟超之間從思想上的交會到差異、質疑以及疏遠等細節 ， 頗具大歷史中的細節感 。 讀傳記亦是讀歷史 。 這些交往不只是個人間的交往 ， 同時反映的是在戊戌變法前夕天津和上海兩地維新人士之間的關系 ， 從一個側面呈現了由多重細節構建的近代思想歷史畫面 。
歷史的意義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流的歷史學家 ， 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說：“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 ， 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 。 ”并對所謂“新價值”進行了闡釋：“價值有兩種 ， 有一時的價值 ， 過時而價頓減；有永久的價值 ， 時間愈久 ， 價值愈見加增 。 ”同樣作為歷史學家 ， 黃克武在本書中對嚴復啟蒙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價值做了梳理和評價 ， 肯定其“一時的價值” ， 更是站在歷史的長時段發展充分肯定其“永久的價值”：“在清末民初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的過程之中 ， 嚴復思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在清末時 ， 嚴復是引介西學的啟蒙先驅 ， 他的作品一方面開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 ， 孕育了批判傳統、追求民主、科學的精神 ， 另一方面 ， 他也展開對此一啟蒙論述(以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新青年》作者為中心論述）的反思 ， 探索科學、民主、愛國、反傳統等觀念的局限或缺失 。 ”
嚴復有關“中學和西學的異同及其互相關系”的看法充分體現了其思想的獨特意義 。 嚴復反對19世紀末“西學中源論”“中體西用論”以及20世紀初“全盤西化論” ， 自始至終 ， 他對中西文化一直保持著一種去蕪存菁的態度 ， 對兩種文化既有肯定的一面 ， 也有批判的一面 。 黃克武先生對新文化運動以后有學者批評嚴復早期傾向西學而晚年回歸保守等偏見予以了更正 。 更值得肯定的是 ， 作者認為嚴復所引介的理論環繞著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演化論與邏輯學 ， 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觀點的國家構想 ， 具有新的歷史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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