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考紅”的較早階段 ， 命制需要理性鑒賞、綜合性思考和歸納能力的試題 ， 的確存在某種風險 。 在這一階段 ， 主要人物的性格、關鍵情節的要素、判詞及“紅樓夢曲”的指向等 ， 適合成為閱讀測試的內容選擇 ， 而單選題、多選題、簡答題和開放式的微寫作可能是比較穩妥的題型選擇 。
而當“《紅樓夢》整本書閱讀”理念逐漸被社會認同 ， 甚至已成為高中生的必修課時 ， 對原著文本的審美鑒賞與綜合性評價 ， 對社會人生的多元體驗與自我反思 ， 宜當進入測試專家的研究視野 ， 滲透并換新試題命制思路 。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來審視歷年高考涉紅題 ， 各卷單選題、多選題的命制水平整體較高；簡答題有70%都合理、適度 ， 如簡述寶黛共讀《西廂》故事、簡述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的原因和過程、說說“金玉良緣”“木石前盟”的含義、襲人判詞中“優伶”“公子”指的是誰、“女篾片”是誰及歸納其性格特征等 ， 其中2013江蘇卷和2020北京卷的兩道題尤佳[1]；有50%的微寫作題因其設置了引導性閱讀情境 ， 或是要求考生結合自我體驗和認知來談閱讀原著的看法 ， 或具備對象選擇的自由空間 ， 故而顯示了試題命制的水平和價值 。
2013年江蘇卷的簡答題 ， 先概述了抄檢大觀園的成果 ， 再提出問題：“入畫和司棋分別是誰的丫鬟？在處置入畫和趕走司棋時 ， 她們的主子各是什么態度？”
表面上看 ， 該題測試的是考生對小說中兩個普通丫鬟歸屬和結局的印象 ， 知識點偏狹偏小 ， 但它實際上考查的是讀者對《紅樓夢》重要情節的理解、主仆關系、迎惜二春的性格 。
毫無疑問 ， 抄檢大觀園是《紅樓夢》“大關鍵”情節之一 ， 涉及多個主題層面[2] 。 考查對這個情節的閱讀與理解 ， 勢必延及抄檢的導火線和抄檢的結果 ， 而這兩者都關涉司棋 ， 入畫是拔蘿卜時帶出的泥 ， 用來陪襯司棋這個“棋子”的；迎惜二春是金陵十二釵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 沒有她們的存在 ， 釵黛雅集時的明燦、探春理家時的光輝便得不到突出的展現 。

本文圖片

戴敦邦繪《抄檢大觀園》
2020年北京卷的簡答題 ， 先列出晴雯判詞 ， 并在“心比天高”“靈巧”“毀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詞句下加了下劃線 ， 要求“從判詞的畫線部分選擇三處 ， 各舉出原著中的一個具體情節加以印證” 。
晴雯是《紅樓夢》丫鬟群像中最光彩奪目的一個 ， 也是高中生非常喜歡的人物形象之一[3] ， 此題又要求結合具體情節來印證判詞相關詞句的意指 ， 概括了晴雯的主要個性和一生遭際 ， 從情節發展的縱的向度上顯示出“整體閱讀”的意味 ， 因此命題思路絕佳 。
相比之下 ， 有的“考紅”題則在適度與合理上存在瑕疵 。 如要求根據第四十五回中林黛玉認錯的話 ， 來說明黛玉對寶釵的認識發生變化的原因 ， 這個就有點難 。
還有的試題先說明版本不同而有異文 ， 再要求“從小說情節和主題兩個方面 ， 分別說明‘葬花魂’與‘葬詩魂’的依據” ， 這就不太合適了 。
眾所周知 ， “花魂”和“詩魂”孰正孰誤是紅學界一個比較陳舊的話題 ， 是版本層面字形訛變還是字音訛變的爭執 ， 也就是究竟是由“花”字誤抄為“死”再誤抄為“詩” ， 還是由“詩”字誤抄為“死”再誤抄為花的問題 。 中學生閱讀小說名著 ， 本不必涉及版本學的話題 ， 而竟然用于高考測試題 ， 是令人驚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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