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組織是什么？ _宦官

給事宮庭的內侍組織，在秦、漢時代屬少府。少府掌山澤破池之稅，以供宮內的用度，并通掌宮中服御諸物，如衣服、寶貨、珍膳之屬。主持這些工作的有六丞。屬官有尚書（文書之任）、符節（掌符璽）、太醫（掌醫藥）、大官（掌御飲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舂御米及作干糒）、樂府（文歌舞）、若盧（主詔獄，或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人武庫，及主織緩諸雜工）、左戈（佐助弋射之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主造陵內冥器）十六官令丞。又有胞人（即皰人，掌宰割）、都水（主陂澤）、均官（主市賈）三長丞。上林中十池監。還有中書謁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眾事）、黃門（以宦者為之，主宮中諸宦者）、鉤后（宦者，典諸近池苑囿游觀之處）、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御府（宦者，典宮婢，作中衣服及補煉之屬）、永巷（宦者，典宮婢侍使）、內者（掌中布張諸衣物）、宦者七官令丞。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之。當時的少府所屬，并不都是宦官。武帝時，內侍的規模和人數，隨著內朝對政務的控制、宮苑的擴建、妃嬪人等的增加，以及游幸、弋獵等活動的增多，也日形擴大。武帝更考工室為考工、左戈為做飛、居室為保宮、甘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廷。做飛設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五丞，樂府三丞，掖廷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內廷的迅速膨脹，以及皇權的進一步強化，是漢武帝時政權的一大特點，有關的討論，我們在下篇中還要詳細敘述。東漢的少府屬官，與西漢相比，一方面是那些掌領宮中生活雜役的部門，通過簡省而更為集中。撤除了宦者、昆臺、做飛三令二十一丞以及一些機構，所存有太醫、太官、上林苑令、黃門、中黃門冗從仆射、掖廷、永巷、御府、鉤盾、中藏府、內者、尚方等單位。另一方面，有關從事政務的侍從則大大增多。據《后漢書·百官志》所列：待中，比二千石，無定員，掌侍左右贊導從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余皆騎，在乘輿車后。本有仆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中常侍，千石（后增為比二千石），無定員，以宦官充，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眾事，顧問應對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定員，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于殿中引王就坐。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定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官，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中黃門令，無定員，宦者，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尚書令，一人，千石，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文書眾事。尚書仆射，一人，六百石，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尚書，六人，六百石。西漢成帝初置四人，分四首，東漢增為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各曹有三主書，后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符節令，一人，六百石。御史中丞，一人，千石。蘭臺今史，六百石。以上這些官員，皆所謂“以文屬”，即以文書參贊而給事皇帝左右。它們的大量增多，表明皇帝直接參與和掌握外朝政務的活動較前大大地加多了。此外，應該特別提出的是，在屬官中，宦者的數字也大為增多。其中如中常侍、小黃門、中黃門、黃門令、中黃門冗從仆射。掖廷令、永巷令、御府令、鉤盾令等，皆以宦者充之。后廷與外廷的分限趨于嚴格。如中常侍、小黃門，原皆以族姓擔任。“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通典》卷二七《職官·諸卿下》）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到了唐代，原少府的一些政務官整齊為中書與門下兩省，而原少府與大長秋所屬的宮中器用生產與諸職役，則分別為少府、殿中監和內侍者承擔。唐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 。中尚掌供郊祀之圭壁及歲時乘輿玩器、中官服飾。雕文錯彩、珍麗之制。左尚掌車輿制造，右尚掌鞍、帳及刀劍等物，織染掌造冠冕，掌冶掌銅鐵鑄造。可知它們已成為專供制造宮廷部分器用的工官。而殿中監所掌，則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專理內延之供奉。至于內侍省，則成為一個專由宦官組成的內宮服役組織。內侍省置監二人、少監二人、內侍四人。監掌內侍奉，宣制令，從三品。下設掖廷、宮闈、奚官、內仆、內府、內坊六局。少監、內侍為之貳。內常侍六人，通判省事。內給事十人，掌丞旨勞問，分判省事。內謁者監十人，掌儀法、宣奏、承敕命及外命婦名帳。內謁者十二人，掌諸親命婦朝集班位，分蒞諸門。內寺伯六人，掌糾察宮內不法。寺人六人，掌皇后出人執御刀冗從。掖廷局，掌工人簿帳、女工。宮闈局，掌侍宮闈，出入管奚官局，掌奚隸、工役、宮官之品。內仆局，掌中官車乘。內府局，掌中藏寶貨給納之數，及供燈燭、湯沐、張設。太子內坊局，掌東宮閣內及官人糧稟。（《新唐書》卷四七《百官二·內侍省》）宦，《文選》李注：“養也，養閹人使其看宮人。”俄五十《宦者傳論）對這種人的稱呼有很多：宦官、宦者、宦人、閹人、閹宦、寺人、腐廠、中宮、太監、貂珰、內官、中臣、中人、內侍、內監等等。他們是一種經過閹割，喪失性與生殖能力的男子。皇帝的內宮是宮女嬪妃的世界，除皇帝外，不允許別有男性存在。但生活中某些職役，包括對外聯系，又不是女性所可以完全擔負。這就為這種特殊人的存在，提出了必不可少的需要與可能。《后漢書·宦者列傳》：“《易》曰：‘天垂象，圣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閻、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卷七八）據推測，早在夏、商時期，中國可能已使用宦者。周以后，則已多見于文獻。然春秋之前，“內豎之名見于載籍，而官號之次，即無聞焉” 。“戰國之際，趙有宦者今之職。秦并天下，并建官號。少府之屬，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諸仆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其詹事之屬，王有中長秋、私府、永巷、宮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官皆屬焉。又有將行為皇后卿及中常侍之職。漢因之。’（《冊府元龜·內臣部》總序）這就明，宦官制度實際上是秦以來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的派生物。從政治角度看，由皇帝個人，采專制獨斷的辦法，統治一個廣袤的東方大國，百自己又身處九重，與外隔絕，他惟一可以依賴的只是供奉在自己周圍與外界又無奧援的宦者。尤其是母后或女主擅政的情況下，“萬機殷遠期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后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再從生活的需要看，內宮的職役也離不開宦男。因此，正如皇帝必需有一大批服役內宮的宦官一羊，專制皇權制度也便必然產生了作為皇帝近侍心腹的宦官進行竊權、乃至擅權的土壤。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舞臺上，宦官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甚至多次影響到皇帝本人的立廢，乃至朝代的衰亡。宦者的來源主要是遭受腐刑的罪犯或者是出身低賤的人奴。他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受到極大的摧殘，并受到人們的賤視，因此，他們的心態是很不正常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極言其傷痛說：“悲莫痛于傷心，行奠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在這種心態下活下來的人，能夠像司馬遷那樣發憤而大有作為的人，終究只是鳳毛麟角；而一般人則是人性被扭曲、感情受侮辱、性格呈變態。大則暴戾恣睢，貪婪無恥；小則乖僻異常，不近情理。而一旦讓這種人掌握了權力，甚至竊取到一部或大部分無上皇權，濁亂敗壞，無所不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秦趙高的竊權亂政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漢初，呂后稱制，便以宦者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武帝游宴後廷，又或潛游離宮，故臣下請贊機務，多以宦人主之，宦官的數字也在這個時候大增。元帝耽于享樂，且病弱不親政事，但又擔心大權旁落，認為“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于是宦官石顯被任為中書令，“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漢書》卷九三《佞幸·石顯傳》）。東漢時，省禁之內，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和帝以后的東漢皇帝，都是幼年嗣位，母后當政，外成擅權。和帝十歲即位，外威竇憲兄弟專權，隔限內外，群臣無由得接，乃獨與宦者鄭眾定謀收憲，宦官有權自比始。（《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宦官》）從此，就開始形成外戚與宦官的相互爭奪，交替擅權的局面。和帝死，皇后鄧氏和她的哥哥邵跛主政。安帝成長以后，援宦官李閏、江京、樊豐、劉安等誅滅了鄧氏家族，宦官因此勢力益張。安帝皇后閆氏家族也代之興盛，閻顯兄弟并為卿校，典領禁兵。安帝死，閆顯與江京合謀，誅徙樊豐、王圣等，以鞏固自己的勢力。但好景不常，他們所援立的北鄉侯即立不及一年，便遭夭折。宦官孫程乘機擁立順帝，盡誅間顯兄弟及黨附他們的宦官江京、劉安、陳逵。順帝既立，后父梁商以大將軍甫政，“尊親莫二” 。宦官張逸、蘧政、石光等曾陰謀廢順帝，失敗。須帝死，梁后與兄梁冀先后立沖帝（病死）、質帝（為梁冀毒死）和桓帝桓帝積憤難平，與小黃門單超、左倌、具援、徐磺、唐衡定謀殺死梁冀。超等五人皆以功封侯。桓帝死，后父竇武與超等定策立靈帝，竇后臨朝，武人居禁中輔政。竇武謀除宦官，結果反為宦官曹節、王甫等所害。靈帝死，嗣位的少帝未及半年又死，獻帝即位。靈帝皇后何氏臨朝，后兄何進以大將軍輔政。何進亦謀誅宦官，又為宦官張讓、段珪等十常侍所害。何進的同謀、司隸校尉袁紹勒兵人京，捕宦者無少長盡誅之，死者二千余人。宦官誅滅了，東漢王明也同時走上了滅亡的道路。當袁紹盡誅宦官之后，當時宮廷侍御“復用土人，閫闈出入，莫有切禁，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丑聲彰聞”（《通典》卷二匕《職官九·內侍省》）。由此可見，宮廷中缺少了宦官是行不通的；而有宦官則又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宦官竊權擅政。趙翼所謂：“蓋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窺頻笑而售讒諛。人主不覺，意為之移。范蔚宗（曄）《傳》論謂宦者漸染朝事，頗識典故，少主憑謹日之庸；女主資出納之命。及其傳達于外，則手握王命，口銜天憲，莫能辨其真偽。故威力常在陰陽奧交之間。迨勢焰既盛，內外悉受指揮，即親臣、重臣竭力以謀去之而反為所噬。”（《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宦官》）君主專制與宦官竊權、擅權，是天生的孿兄弟，因此，它從秦到清，雖程度不等，但宦官之患，無代無之。兩漢時代的內延之職，至少在前期猶是宦官與士人參用。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帝以其為儒者，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通典》卷廿一《侍中》）宦者隊伍中，也有像司馬遷、張賀、許廣漢等一時名流。士與宦的界限仍不是十分嚴格的。宦官們廣接士夫。靈帝時沖常侍張讓家謁者盈門，門外的車恒數百千輛。順帝時大長秋良賀，“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可證當時不廣交土大夫的大宦官，只是少數的例外。曹騰用事省闥三十余年，奉事四帝，“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 。當時的這些大宦官，都是“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后漢書》卷七八《宦官列傳》）。宦官本人多擁高爵，在京師和家鄉都廣建宅地，“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并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臨州郡，辜較百姓”，“宗族賓客，虐遍天下” 。如桓帝時的單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徐磺弟盛為河內太守，左。倌弟敏為陳留太守，具援兄恭為沛相。黃巾起義，張鈞上書，中有“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同上《張讓傳》）。這都說明，當時的宦官，除給役內廷外，他們同時在社會上廣泛活動，很少限制。所以，趙翼在評論漢代宦官之患時，說，與唐代、明代不同，“東漢則先害民而及于國”，“流毒遍天下” 。東漢的宦官并不親掌實權，但正因為他們有自由和廣泛的社會聯系，所以只要騙取到皇帝的信任，就可以肆行為惡。而一旦皇帝感到厭惡，也便可以較容易地黜除。唐朝在太宗時對宦官的限制甚嚴，不任以事，惟門閥守御，廷掃除，稟食而已。中宗時增至二千余人。玄宗時，后宮既盛，宦者隨增，黃衣以上達三千員，衣朱紫者千余人。高力士以恩寵、楊思勖以軍功，皆官拜大將軍，階至從一品。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等皆貴幸無比。李輔國任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繼之，魚朝恩任觀軍客使。不過他們還只是暫時的管攝，尚未得常主兵柄。德宗時，經源兵變，禁軍倉卒不及征集。亂平返都之后，忌宿將難制，不欲從武臣典禁兵，乃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職，以宦宦竇文場、霍仙鳴等主之，于是禁軍的統帥權盡屬宦官。與此同時，一個由宦官擔任的機要組織樞密已開始分割與取代宰相的權的，成為政府的樞要。《文獻通考》謂：“樞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寵任此官，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目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作宰目。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元之徒遂至于視事行文書矣。”（卷五八《樞密院》）宦官既掌握了禁軍的指揮權、又攫取宰相大部分的軍策、行政權，“是二者，皆極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攬權樹威，挾制中卜，況二者盡為其所操乎！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勢以制下；其后只重難返，居肘腋之地，為腹心之患，即人主廢置亦在掌握中”（《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禍》）。唐自穆宗以后的八世皇帝中，有七個就是由宦官所操立。王守澄既與內侍陳弘志弒憲宗，復沖尉馬進潭、梁守謙、劉承偕、韋元素等冊立穆宗。穆宗死，敬宗五，才二年，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田務成、許文端等酣飲醉，人內更衣，殿中燭忽滅，帝遂遇害。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平亂黨，迎江王即位，是為文宗。文宗死，中尉仇世良、魚宏志矯詔廢太子，而立穎王瀍為皇太弟繼位，是為武宗。武宗死，中時馬元贄立光王怡為皇太叔繼位，是為宣宗。宣宗死，中尉王宗買、丌元實矯詔立鄆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懿宗。懿宗死，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為皇太子即位，是為僖宗。僖宗死，群臣以吉王保賢且長，欲立之。觀軍容使楊復恭率兵迎壽王為皇太弟繼位，是為昭宗。這一連串皇帝的繼立都成了軍權在握的宦官們手中的木偶。司馬光尖銳地指出：“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之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資治通鑒》卷二六三）朱元璋也正確地總結說：“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幾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洪武寶訓》卷四《評古》）唐時呼朝士為南司、南衙；宦官則典兵在禁城之北，故稱北司。南街北司之間，斗爭十分激烈。明初，朱元璋對于宦官的防范，十分嚴密。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見聞雜記》卷一）。十七年，詔內官勿預外事，凡諸司勿與內官監文移往來（碘故紀聞》卷四）。內官以太監為長，秩無過四品，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服外臣冠服。宮門樹鐵牌，上鐫“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明史》卷三。四《宦官一》）。內監總領十二監：神宮、尚寶、陵神宮、尚膳、尚衣、司設、司禮、內官、御馬、印緩、直殿、都知；八局：兵仗、內織染、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面、浣衣、銀作；四司：鐘鼓、惜薪、寶鈔、混堂。合稱為二十四衙門。此外，又有司鑰、內承運、內府供用三庫。嗣后復有東、西廠之設，皆由宦官主領。司禮監為“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全書秉筆與管文書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為上司，雖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為禮也”（《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一《內監·內官定制》）。“司禮掌印，首珰最尊，其權視首揆。”（同上卷六《內監·內臣兼掌印廠》）朱元璋曾自認為設法嚴密，超邁前朝，足以防止宦官竊權、擅雙之患，說：“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逼威？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令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橋縱也。”（《洪武寶訓》卷四《評古》）然而，正因為宦官亂政這一痼疾的根源在于專制主義皇權本身，所以，朱元璋的這些規定，不旋重便有的破壞，有的失效。譬如，朱元璋規定宦官不得預政，但等到成祖時，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 。又如：“初，太祖制：內巨不許讀書識字。后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明史》卷三。四《宦官一》）英宗以齠齡繼位，不能接大臣，于是始有中人票旨徑行的現象。繼王振之后、憲宗時有正直、武宗時有劉瑾、世宗時有馮保，到熹宗時的魏忠賢而達于極點。史載魏忠賢“歲數出，輒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饒鼓鳴鏑之聲，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靴袴握刀者，夾左右馳，廚傳、優伶、百戲、輿隸相隨屬以萬數。百司章奏，置急足馳白乃下。所過，七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歲。忠賢顧盼未嘗及也”（同上《魏忠賢傳）。朝臣黨附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號。武宗時的權宦劉瑾被抄家，計其所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丙，元寶百萬錠，銀八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鐘二千，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會銀湯五百……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兩。（《繼世紀聞》卷三）魏忠賢的權勢又超劉瑾而過之，其所搜括的財貨自然比這個數更大得多。明代宦官的活動，其特點有三。一是“批朱” 。明制：臣下所有奏章的批答，先由閣臣草擬，謂之“票擬”，再由皇帝以朱筆批出施行，故謂之“批朱”或“批紅” 。實際上，每天皇帝親批只是少數幾本，大量的則由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代行。趙翼指出：“明之司禮秉筆太監，正與唐之樞密使相似。凡本章進御，團由內閣票擬；或因事降旨，不召閣臣面諭，則令司禮監粗寫事目，送間撰擬。”“蓋前代君臣之間，不常接見，有所發詔命，則寫大意付閣撰擬，其始當是御筆自書，后遂命司禮監秉筆者代筆，正唐時樞密使之職也。”（《陔余叢考》卷二十《前明司禮監即樞密院》）內閣大臣與皇帝間的聯系，完全依靠宦官來進行。宦官名正言順地成為口銜天憲的皇帝代理人，內閣幾乎成了宦官的附庸。二是東、西廠特務組織的設置。我們在上文里已經簡要敘及。廠的指揮屬司禮監，以秉筆太監之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提督，然每奏事時，司禮掌印太監亦須回避。嘉靖中，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自此內廷事體一變” 。三是一度使用宦官來搜括全國的財富，有礦監、稅監、織造沛舶、營造、采珠、鹽監等名色。這種作法從明中葉開始，代或有之，到了神宗時期，其風愈烈。“通都大邑，皆有稅監，兩淮則有鹽監，廣東則有珠監。或專遣、或兼攝、大擋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幸。”（《明史》卷三。五《宦官二·陳增傳》）“御題黃纛，遍布關津；圣旨朱牌，委褻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同上卷二二三《王士昌傳》）流毒所及，“宇內已無尺寸凈地” 。甚至地方官也橫遭陵辱。“參督撫，鴆按臣，視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撓，即遣緹騎；但云貪肆，即行追贓，直奴隸視之而已。”（《萬歷野獲編》卷六《內監·門豎償命》）稅監的橫暴，多次激成地方民變。史言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稅監之擾，就是致明于亡的主要原因。卓越的思想家黃宗羲，在評論明代宦官制度時，曾經指出：“奄宦之禍，歷漢、唐、宋而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有明之為烈也。漢、唐、宋有干與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后有票擬。天下之財富，先內庫而后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后法司。其他無不皆然。則是宰相六部為奄宦奉行之員而已。”“漢、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則格局已定，牽挽相雜。以毅宗（即崇禎）之哲王，始而疑之，終不能舍之，卒之臨死而不能與廷臣一見，其禍未有若是之烈也。”（《明夷待訪錄·奄宦上》）黃宗羲極言有明一代，“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之為也”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導致有明奄宦之禍，益烈于前代的呢？從根本上講，恐怕還必須從極端專制主義皇權的形成與發展上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在下篇中還要詳細來討論。清初，有做于明朝奄宦之禍，順治十二年，詔諭：“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結納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碑，世世遵守。欽此。’（《癸巳類稿》卷九《太監》）清初太監置十三衙門，旋撤，改隸內務府。乾隆時期，宮中苑囿，其人數不越三千，比起明代數萬之巨，是簡省多了。對宦官干預外政的控制，也一直是比較嚴格，晚期的情況才又有所改變，這同女主干政又是直接相關的。宦官之禍，是和封建專制主義皇權制度相始終的。

宦官組織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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