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信，嚴復說：“求其信，已大難矣！”錢鍾書說：“從一國文字轉換為另一國文字”“是很艱辛的歷程”。
關于達，嚴復說：“信而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卞X鍾書說：“不因語言習慣的差異顯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
關于雅，嚴復說：“信達而外，求其爾雅。”錢鍾書說：“保全原有的風味?！?br /> 錢鍾書先生可謂嚴復的知音，而且在理解嚴復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例如他說：“雅非為飾達”，“非潤色加藻”。他以“風味”解“雅”，實為一大創造。翻譯界有人認為“雅”不必要，棄之可也，或認為“雅”就是美化，視翻譯為美化的藝術。錢鍾書先生以一個“非”字揭出了“雅”字在翻譯中的真實含義，又用“風味”二字鎖定了“雅”字在譯文中的崇高地位。就我的理解，所謂“風味”，就是風格，就是文學性，傳達原作的風格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由此看來，“雅”在文學翻譯中斷不可少。對一個舊的概念給與新的解釋，令其獲得新的生命，才是推陳出新的有效途徑，所以并非所有新穎的說法都顯示了認識的深入和觀念的進步。李青崖先生的翻譯恪守傳統的觀念，不單單以“雅”為旗幟，卻在“信、達”之中有“雅”寓焉。
有人以為，無論何時何地，用上最響、最亮、最美、最華麗的詞，就是最好的翻譯，就是文學翻譯，這樣的翻譯就成了翻譯文學，否則就是文字翻譯。有的譯者深恐自己的中文不行，就請中文的文章高手潤色他（她）的譯文，其結果多半不妙：譯文可能有了“文采”，卻離原文遠了。這樣的譯文不是好的譯文。其實，文學語言的好壞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用詞、組句、組織安排的“適當”。該俗的俗，該雅的雅，唯“適當”是求。嚴復的“譯事三難：信、達、雅”，其“雅”的解釋就是“適當”，換一個說法，就是文學性，就是風格。雕繢滿眼，鏗鏘悅耳，并不等于文采斐然。適度的華麗，可以是文采；適度的樸素，也可以是文采；文采的有無，全靠語言之運用，而運用之妙，在于運用詞語之適當，就是說，有文學性，有風格，就有文采，沒有文學性，沒有風格，就沒有文采。確立了文學性，確立了風格，“雅”就在其中了。
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三冊《全三國文卷七五》中說：
《支謙法句經序》：“仆初嫌其為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意，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意，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按“嚴”即“莊嚴”之“嚴”，與“飾”變文同意。嚴復譯《天演論》弁例所標：“譯事三難：信、達、雅”，三字皆已見此。譯事之信，當包達、雅；達正以盡信，而雅非為飾達。依意旨以傳，而能風格以出，斯之為信。支、嚴於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潤色加藻，識者尤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則解人難索。譯文達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達而能信者也。
錢鍾書先生此段言語涉及翻譯的許多方面，筆者只取“譯事之信，當包達、雅”一語，略加解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此為一體而三面，當合而析之，不當分而觀之，以此為標準，可以分出譯品之好壞善惡，全面而精當。大部分翻譯家對“信、達”取信服的態度，對“雅”字則諱言有加，如履薄冰，做種種或明或暗的抗拒狀，以文學性或風格為準繩，諒可消除其對“雅”的疑慮和抗拒。李青崖先生的翻譯置“信、達、雅”于一體，雖偶有不逮或不慎，然相互照顧、力求一致的心情，則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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