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英國文學(xué)而言 , 這里有一個不必然的關(guān)聯(lián) 。 蒲柏、斯威夫特等恰好屬于英國文學(xué)史上所謂的“奧古斯都”作家 。 奧古斯都是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 , 其統(tǒng)治時期 , 羅馬不僅武力強大 , 文學(xué)上也鼎盛繁榮 , 賀拉斯和維吉爾就是最好的例證 。 蒲柏曾寫詩獻給喬治二世 , 把后者比作奧古斯都 , 這當(dāng)然是帶有諷刺意味的 。 后世的文學(xué)史家也用“奧古斯都風(fēng)格” , 來稱呼十八世紀(jì)前半期的英國文學(xué) 。 蒲柏寫過“仿賀拉斯詩札”多篇 , 約翰遜博士的《倫敦》 , 則是仿朱文納爾的詩作 , 都是諷刺文學(xué)中的名篇 。 英雄雙行體 , 是蒲柏詩歌的一大特點 , 《諷刺的解剖》中譯本以散文體來翻譯 , 也未加說明 , 這是一個遺憾 (如第5頁、18頁等) 。
諷刺的“興起”與 “不從國教”
其實 , 諷刺(不只是“諷刺獨白”)在英國的“興起” , 和宗教是有一點關(guān)系的 。 宗教改革以降 , 各教派之間相互攻擊 , 少不了冷嘲熱諷 , 這在十八世紀(jì)的英國 , 尤甚尤烈 , 本文對此稍加解說 , 并指出相關(guān)諷刺背后的社會問題 , 也就是“制度化的不公正” 。
1660年王政復(fù)辟后 , 英國議會通過一系列恢復(fù)國教(圣公會)的法令 , 在國內(nèi)實行宗教歧視政策 。 此時 , 相對于“國教徒” , 產(chǎn)生了一個叫作“不從國教者”的群體 , 他們是“二等公民” , 被剝奪了某些民事、政治和宗教權(quán)利 。 1661年頒布的《市鎮(zhèn)機關(guān)法》 , 要求市鎮(zhèn)供職人員必須采用國教的圣餐儀式 , 1662年的《信仰劃一法》 , 要求不從國教者服從國教的教義 。 1673年的《誓證法》重申:一切官員必須按英國國教會的禮儀領(lǐng)受圣餐 , 宣誓效忠英國國王 , 否認(rèn)天主教教義中的“圣體轉(zhuǎn)化說” 。 但這樣的壓迫政策 , 并不能貫徹到底 , 總是隨著時局的變化而調(diào)整 。 光榮革命后 , 由于《寬容法》的頒布 , 強制不從國教者在星期天到國教教堂做禮拜 , 這完全不是政府或教會法庭控制得了的 。 領(lǐng)受圣餐者的數(shù)量 , 明顯地下降了 。 更有甚者 , 在信奉三位一體說的不從國教教徒當(dāng)中 , 還流行著“偶爾尊奉國教”(occasional conformity)的做法 , 藉此 , 這些“二等公民”可以規(guī)避《誓證法》和《市鎮(zhèn)機關(guān)法》等的要求 , 也就是說 , 他們也可以“有條件地”擔(dān)任公職 。 當(dāng)然 , 也有堅定的不從國教者 , 拒絕為此而宣誓 , 哪怕是一年一次也不干 。 在漫長的十八世紀(jì)(1660-1832) , 曾出現(xiàn)過各種努力 , 力爭要取消《誓證法》和《市鎮(zhèn)機關(guān)法》 , 但均未成功 。 有了這樣的“制度化不公正”的背景 , 就可以理解國教徒和不從國教徒之間的唇槍舌劍了 , 不必說 , 后者是一個弱勢群體 。 《諷刺的解剖》所提及的英國十八世紀(jì)的諷刺作品 , 可以說大多與此有關(guān) 。
1663年 , 巴特勒的《胡迪布拉斯》面世 , 《堂吉訶德》和《喬裝的維吉爾》是它的“前文本” , 這首詩嘲諷的對象是清教徒 , 確切地說 , 是長老派教徒 。 海厄特的評價很精當(dāng):“塞萬提斯有時拿不準(zhǔn)是為力圖改變和改善這個世界的堂吉訶德說話 , 還是為嘲笑堂吉訶德徒勞無功的世人說話 。 但是巴特勒始終知道誰在嘲笑誰 , 而且斷無瘋狂會比理智高貴的想法 。 ”總之 , 塞萬提斯會覺得 , 吉訶德是有些可愛的 , 而巴特勒心知肚明 , 胡迪布拉斯只有可笑的份 。 約翰遜博士也有類似的評論:塞萬提斯對吉訶德 , 可謂“略有深情” , 而巴特勒之于胡迪布拉斯 , 只是“無動于衷” 。 中譯本在這部分 , 有一處翻譯上的錯誤 , 原文如下:“它的主人公‘全無上校的樣子(acolonelling)’闖蕩江湖 。 ” (135頁)這句話出自《胡迪布拉斯》第一卷第十四行 , 原文是 , And out he rode acolonelling 。 譯者大概認(rèn)為acolonelling中的前綴a , 是用來表示“否定的” , 其實這里的a在語法功能上主要是構(gòu)成現(xiàn)在分詞 , 并無語義上的變化 。 這句話的意思是 , 主人公“像上校一樣 , 駕馬而去” 。 《諾頓英國文學(xué)選集》對這首詩有簡單的介紹 , 其中提到“acolonelling against the popular sport of bear baiting” , 也就是說 , “駕馬而去”是為了阻止民眾參與“逗熊”之類的娛樂 。 這是清教徒道德嚴(yán)苛的一個例證 , 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記中多有記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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