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在清代的商業活動中 ， 很有特色地進行過茶樹培植、茶葉加工及運銷等工作 ， 為我國茶文化的發展與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 清人衷千說：“清初茶時均系西客經營 ， 由江西轉河南 ， 運銷關外 。 西客者山西商人也 ， 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 。 首春客至 ， 由行東赴河口歡迎 。 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交點行東 ， 恣所為不問 ， 茶事畢 ， 始結算別去”（《茶事雜詠》） 。 為了保證茶葉貨源與茶葉質量 ， 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區 ， 通過“行東”（代理商）以包買形式控制一些作坊 ， 要求對方按照自己的要求進行茶葉加工 。 也就是說 ， 有一些茶葉作坊是置于晉商的監督之下 。 但是 ， 咸豐三年（1853）以后 ， 由于太平天國革命 ， 晉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 ， 茶葉貿易受到影響 。 后來 ， 晉商為了改變這一局面 ， 曾發現湖北武昌府的崇陽、蒲圻兩縣交界處的羊樓峒、羊樓司一帶具有栽植茶樹的自然條件 。 便指導當地人栽植茶樹和制造紅綠茶之法 ， 使這一帶逐漸成為晉商新的茶葉產地 。 據史料記載 ， 以種茶、制茶（加工）而聞名的羊樓峒 ， 前清咸豐年間 ， “晉皖茶商住湘經商 ， 該地為必經之路 。 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 ， 始指導土人 ， 教栽培及制道紅綠茶之法”（戴嘯州《湖北羊樓之茶葉》） 。 在咸豐、同治時期 ， 蒲圻、崇陽等地人在晉商的指導下 ， 已能夠制作上好的綠茶 。 山西商人還將紅茶加工技術傳播到鄂東南乃至鄂北、蒲、崇等縣 。 咸、同時期的茶葉 ， 大多是散裝 ， 晉商收購后 ， 還要進行較大工程的包裝 。 到了光緒年間 ， 蒲圻地方開始制作磚茶 。 最初的磚茶壓制法比較簡單 ， 屬于民間簡單機械加工 ， 生產規模也較小 。 其方法是：置茶葉于蒸籠中 ， 架鍋蒸之 ， 傾入模型中 ， 置木制壓榨器中 ， 借杠桿力壓榨 ， 移時 ， 在模中托出 ， 放于樓上 ， 聽其自然干燥 。 這種木質壓榨機每日僅可制作60筐茶葉 ， 合90擔 。 操作不便 ， 平壓效果不良 ， 厚薄不均勻 ， 四角邊緣往往因壓力不達而出現殘缺 ， 既不整潔 ， 又多損耗 。 不過它將茶葉的制作由散裝轉變為有形狀的磚條 ， 標志著一種新產品的開始 。 后來晉商又在木壓機的基礎上發明創造出一種鐵壓機 ， 收到了省力、省工、產品光潔整齊、節省原料的效果 。 不過仍屬于手工作業范疇 。 晉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葉生產特別是對武昌府屬各縣的制茶業 ， 往往是按照晉商的要求進行加工 ， 然后由晉商統一收購 。 磚條雖為茶農產品 ， 卻要貼上晉商的商標 ， 并寫上監制的字樣 。 也就是說 ， 茶農是代晉商生產 ， 井且由晉商預先付一筆加工訂金 ， 晉商具有包銷商的性質 。 到光緒中期 ， 晉商逐漸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葉加工廠 ， 進行較大規模的生產 。 據海外資料稱：“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樓峒）常設臨時辦事處 ， 開設工廠該地數千農民及其家族從事制造磚條”（威廉·馬克斯《茶葉全書》中譯本上冊165頁中國茶葉研究社版） 。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 ， 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取得特權 ， 向中國進行經濟滲透 。 同治二年（1863）以后 ， 俄人相繼在漢口、福州、九江等地開設茶廠 。 同治四年（1865）后 ， 英國商人又在臺灣和福建開辦茶廠 。 洋人利用機器生產茶葉 ， 對晉商的茶葉生產造成了威脅 。 在湖北的晉商為了與洋商進行商業競爭 ， 也開始對茶葉工廠進行改造 。 光緒十九年（1893）前后 ， 晉商開始使用氣壓機和水壓機制作磚條 。 光緒二十三年（1897）又從英國購進烘干機設備 ， 煉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葉 。 茶葉是一種經濟作物 。 晉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為目的 。 運銷地區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廣東、陜西、甘肅、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國 。 恰克圖從雍正年間辟為國際商埠后 ， 到道光時已有茶莊一百家左右 ， 皆為晉商經營 ， 其中著名的晉商商號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錦泰亨、錦泉涌等 。 乾隆以來中俄茶葉貿易日盛 。 據統計 ， 嘉慶五年（1800） ， 由恰克圖銷往俄國的茶葉達279900俄磅 ， 合250多萬斤 ， 道光以后 ， 貿易數額又大增 。 從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 ， 每年銷往俄國的茶葉平均為8071880俄磅 ， 合700多萬斤 ， 幾乎全是晉商經銷 。 威豐初年中俄茶葉貿易額仍然保持著良好的勢頭 ， 每年銷給俄國的茶葉達15萬箱 ， 有900多萬斤 。 這時 ， 晉商對俄貿易尚保持著很大優勢 ， 具有貿易的主動權 。 可惜好景不常 ， 由于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陸路通商章程》 ， 取得了天津通商權、低稅率與內地采購土貨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權 ， 使俄商運茶成本大大降低 ， 山西茶商利權被奪 ， 生機頓減 。 盡管山西商人在對俄商務衰退的過程中 ， 曾進行過頑強的斗爭 ， 也取得過較好效果 ， 但終究因當時國際環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 ， 未能持續發展 。 到宣統元年（1909） ， 俄國又單方面宣布對在俄國的華商實行重稅 。 使對俄貿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 ， 直至清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