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國務院公布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 涵蓋了總共510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 在“傳統技術”類別中 ， 花茶、綠茶、紅茶、烏龍茶、普洱茶、黑茶制作工藝赫然在列 ， 連同首批名錄中公布的武夷茶工藝一共占據了七席 。 由此 ， 中國主要茶類制作工藝得以從文化遺產的高度被重視和保護 ， 可謂業界福祉 。 中國茶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我國歷史悠久 ， 文化遺產豐富 。 “非遺”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 是歷史的見證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 ， 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識 ， 體現著民族生命力和創造力 。 茶是其中的代表 。 大量科考結果證明了中國云南的西雙版納是世界茶樹之源 ， 巴達大黑山1700年樹齡的野生型古茶樹和南糯山800年樹齡的栽培型古茶樹 ， 已成為辨證茶葉源流的“活化石” 。 國人植茶、制茶、飲茶歷史上千年 ， 茶葉在歷史上長期作為連接中國與東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貿易產品和文化紐帶 。 可以說 ， 茶不僅彰顯著特定歷史、區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結晶 ， 甚至成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 。 因此 ， 承認茶在中華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 ， 保護中國茶傳統制作工藝 ， 意義非凡 。 值得注意的是 ， 非物質文化與對應的物質文化關系緊密 ， 不可割裂 ， 需要有著科學的認識和說明 。 以“大益茶制作技藝”為例 ， 眾所周知 ， 勐海茶廠及大益茶多年來立于普洱茶技術的制高點 ， 所謂“拼配之王”、“勐海味”的種種說法代表著業內及消費者對此的高度認可 。 大益也充分運用此優勢 ， 創造出以7542、7572為代表的眾多經典產品 。 上述兩種作為多年來市場上“評判普洱茶生茶和熟茶的標準產品” ， 已成為普洱茶物質文化的代表；而其背后獨特的拼配方案、制作流程與經驗技巧、工藝控制等綜合于一處的鏈接 ， 才是無形的非物質文化 。 同樣綠茶代表之一的“西湖龍井” ， 以其條形優美 ， 香氣和口感獨特享譽中外 ， 在此作為物質文化代表的龍井茶和非物質文化代表的傳統制作手段 ， 相互依存 ， 缺一不可 。 大體上 ， 兩者作用方式通常是非物質文化催生物質文化 ， 而物質文化中包含非物質文化 。 具體到茶 ， 其物質層面的重要因素也包括基于特定地域的獨特原料 。 如大益立足勐海 ， 并廣泛占有這一最重要普洱茶產區的優質原料；龍井同樣離不開西湖產區不可復制的寶貴原料資源 。 認識到這些 ， 有利于我們更全面系統地理解并思考中國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問題 。 尊重傳統 ， 但切莫誤讀有關專家曾這樣表述：“純粹的‘原生態’是沒有的 ， 有的只是文化事項內在的、不變的特質……這也正是遺產保護工作中最需要矚目的地方 。 ”推及中國制茶工藝的保護話題 ， 我們也應避免這樣的誤讀：“唯有最傳統與原始的工藝 ， 才是可貴并值得保護的” 。 這并非文化遺產的標準定義 。 擁有“大益”品牌的勐海茶廠建于1940年 ， 當時即以機械化生產的專業茶廠成為中國現代茶業開始的標志事件 。 其創始人范和鈞與張石誠分別出自巴黎大學和清華大學 。 包括幾乎同期在勐海建立 ， 后歸并到勐海茶廠的南糯山茶廠同樣也是普洱茶機器制作的開拓者 。 對于當時作坊加商號式的產銷方式來說 ， 無疑是重大顛覆 。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發現 ， 恰恰是高起點、現代化和專業性 ， 成就了大益的技術領先優勢 ， 并代表了產業發展方向 。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 ， 真正將大益推到行業技術制高點的 ， 是人工后發酵陳化技術的研創和最早成功應用 。 這一巨大技術變革開創了普洱熟茶的全新市場 ， 時間則不過是上世紀70年代 。 即便今天的大益 ， 依然保持著研發創造的機制與活力 。 據了解 ， 勐海茶廠中茶學大中專生200余人 ， 專業技術人員140余人 ， 年開發新產品不下10余種 。 這也證明 ，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多數物質遺產不同 ， 它在與時俱進、與人俱進的過程中呈現出活力 。 而保護工作也應是積極而目標宏遠的 ， “不但要使其存留在當代 ， 還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 。 【中國茶：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解讀】